終結「打天下」的世紀、承繼「平天下」的胸懷！
前言：
二戰後，台灣和平民主的寧靜革命，由來於環環相扣的三個進程：
- 228事變：赤手鬥牛－「竹桿兜菜刀」起義。
- 美麗島事件：持劍鬥牛－康寧輝、黃信介結合遊民、遊士的舌劍與筆劍，以筆桿平天下，終結槍桿打天下的傳統。
- 後美麗島時代：庖丁解牛－黃信介跟五人小組，由政團到政黨，結合五遊邊陲的公民運動以縣市長聯盟的「地方包圍中央」完成庖丁解牛，開啟了在野民進黨的執政之路。
- 1989天安門廣場埋葬3000菁英的第二年，黃信介於台北自由廣場引導野百合青年運動，以國是會議的一人一票的普選完成千禧年的和平政黨輪替，終結千年古國皇權於民權，釋放台商帶動東方大國崛起，結束百年共產主義，以MIT結合MIC商品大軍，顛覆西方金融帝國。
台灣人民啟動世界性全球化變局的第一張骨牌，其由來就要開始：
李登輝情結？
曾建元：關於臺灣在民主轉型過程當中的朝野關係。剛您提到你們在監牢裡面利用四年的時間去思考民主轉型的問題，當中談到總統直選，總統直選就是在國是會議上有一個共識上的突破而最後能夠實現，當時您跟黃信介先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進黨在討論《民主大憲章》當中您有關總統直選的發言讓我印象很深刻。能不能請您談一下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這個階段，您們跟李登輝彼此間的互動。很多人都會提到黃信介先生有李登輝情結，對於李登輝有著很多正面的評價，而黃信介本人也不吝惜去表達，您如何看待這些？
張俊宏：不要說他是如此，連我都是。我一直把李登輝也當作是我的父親，我的今日最早的啟蒙是我的父親，以黃信介來說，他把李登輝當作是他的兄長，幾乎是不可逆。要談九零年代他們之間的互動，更早是「黃鄧會談」，而我是「黃鄧會談」最核心的運作者。當時我們剛從新店監獄出來，兩人身上那囚犯的味道都還沒揮發，我和幾位老難友成立了一個臺灣政治經濟研究室，為自己為眾生尋找生計和出路，時逢蔣經國解嚴，包括還能不能辦雜誌，或者是進入民進黨，為自己找尋職業，究竟一個出監的囚犯，能選擇的角色有限，一切「有可能的」幾乎都沒有你的份，只有「不可能做的」或「不敢做的」 才有你們的機會，而今日這個區塊裡，最難的是甚麼，我跟呂昱幾個人研商出來的，就是中國大陸政策的開放，而開放的關鍵點就是去推動「黃鄧會談」。
－兩岸的破冰－
我在牢裡大部份接觸的一半以上，是在中國大陸做生意、探親、走私的這些人，都是叛亂犯。在牢裡面是沒有秘密的，在民間種種現實，被統治者視為異類的這些人，都是我的難友，這些人都會很老實地告訴你一切關於中國大陸的事，包括蔣家侍衛，有鄧小平方面得來需要台商登陸的事，都可告訴我，因此我的情報最多，從這些人中我得到的資訊，當時的中國內部是極度地落後，我有信心也並不擔心當時的時局。內心很堅定的認識到兩岸不破冰是不行的，臺灣也一樣是沒有發展的可能。當時剛出獄時也沒有人敢找我，住在天母田間的房子裡，也沒有人找得到。直到有一天，來找到我家敲門的，是當時第一大財團領袖王永慶，他一個人，他也不敢帶任何人，進門就跟我說：「臺灣經濟完了！」我隱約感受他的問題未必是臺灣，而應是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後來我求證是臺塑真有問題。我當時想，既然臺塑都有問題，臺灣經濟能沒有問題嗎？結果談了大半天，原來是為了陸禁需要打開，我的幕僚團隊的建議，也必須在加入民進黨之前，進行兩岸破冰，重點在跟鄧小平見面，且必須要快，因為一旦進了民進黨就無法做了。
－住民自決－
當時我找到張富忠，我打聽到他的叔叔在日本跟各方面都熟悉，藉由他的叔叔聯絡中國那方說黃信介要去北京訪問。張富忠先到日本去安排好，而我隨後也到了日本。當時海禁是部份開放的；但中國是全面禁止的。此事南方朔也全程參與。當時鄧小平派了一位姓黃的大使，臺灣人，連同兩位現任的日本大使館官員，三個人一起見面，並要求我不要帶助理。我們擬了四項內容並要求必須將它公開，協議結果放在公報中。其中第一項較為重要，臺灣「住民自決」。大陸方面的大使黃先生告訴我說：「張先生，你應該瞭解中國，你應該知道我們的底線。」我說：「我當然知道」。但是：「你們有底線，而我們出來這一趟對我們而言其傷風險無比，這也是我們的底線，可以不受傷害，但要有多大的收穫是不太可能。」他告訴我：「很遺憾，我們歡迎你來，但這有時效的問題，留待以後再慢慢談。」我回答他說：「等以後加入民進黨這還能做嗎？」他告訴我，他們需要時間思考。我說我會在東京待上三天的時間。到了第二天，我在旅館時，他來電跟我說，是可以的，但需要各自表述。我回答：「一旦我說了出來，而你另外說了反對，這也是屬各自表述。既然你反對，就放在心裡面可以跳過不要表述，留下默契的各自表述是可以，但不要出口反對，你說你的，而我說我的，讓大家去猜我們之間的一個默契。」我當時談的是「住民自決」，這是對臺灣屬基本性的尊重。他說可以，但不要寫下來。我則回答：「至少你在公報上要記載」。後來我又提了第二個要求，我們也要見到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他說這也是可以的，但不要先說。以他們的慣例，從來沒有跟任何外賓事前說 所要談的內容，我回答：「如果不能先說，那我們就無法前去，因為心裡頭都無法篤定。至少你給我一個默契，我不公開總可以。」他說：「好，可以的。」這兩個條件下，我認為回去我應該要有所交代，他說：「好，那我們一言為定。」我說：「要不要寫白紙黑字？」他說：「那就不必了，我信賴你們，以信賴做基礎，這是中國傳統，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們就這麼談了一整天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他說鄧小平說要見也可以上公報上的文字。
就這樣，我事先打電話聯絡了流亡在美的許信良，爾後直接從東京飛到紐約希爾頓飯店，他一見面就跟我說：「你不要去北京見面」，他說美國方面很清楚，認為七、八年來大家救了你出來，結果你立刻飛去北京，變成臺奸、賣臺，是必然的。我說如果我得到的是這樣的協議的話呢？許信良則回答我說：「那你就可以去了，但你還是必須先在美國打幾聲招呼再前往。」他並建議我第一個先找臺獨領袖蕭欣義教授。蕭教授說如果有這個結論的話，他要擔任隨團秘書。我在紐約的第二天見了我的老師彭明敏，彭明敏也同意了，但是他說因為他有課在身，所以不容易走開。因此，在不浪費時間的情況下，我即刻回到東京想趕快進行，把去程的時間給確定下來。那裏留守的是張富忠，告訴我說不要去了，因為黃信介來電說計畫取消了。後來我直接從東京回到臺北直奔民族路，才得知李登輝出面告訴他不要去。
不足掛齒的結論
曾建元：當時李登輝怎麼會知道消息？
張俊宏：當時的李登輝是副總統，現任蔣總統在位的最後幾個月，告訴黃信介說不要去，後來說是奉經國先生的命令，要李副總統去勸阻的。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拜託了張富美從美國回來找許榮淑，來阻止這件事情。黃信介是很了不起的，聽過我帶回來的結論，他的決定是：「我們不要理他們，你再繼續過去。」黃信介是個小事糊塗，但大事絕不迷糊的人。這些事情後來是南方朔寫了文章說出了他查出來這段往事。我所得到和他們行前的結論是「臺灣住民自決」，我當時在第一線，所以覺得我努力達成的這個結論，屬不足以掛齒，因為掛上「各自表述」。沒想到事過三十年，回顧當時，如果得到的話；是一個重大的突破，當然鍥而不捨！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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