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原本對一位德高望重人物的懷念，已演變成一場英治舊高等華人的集體哀慟，大家都把英治時代的美與善投射在離世者身上。有論者甚至將這位曾在2014年上BBC力挺人大8．31落閘決定的「貴族」說成是「民主鬥士」。

飲飲食食的港式高等華人

      鄧的離世得到英美各大媒體報道。有趣的是，這些媒體都不約而同地將這位港人眼中的「英雄」、「貴族」、「鬥士」歸類成「socialite」，與Paris Hilton、Kim Kardashian等當代西方socialite代表齊名。「socialite」是什麼？谷歌（Google）將它翻譯為「名媛」，頗為適當。你找找英美歷代著名socialite的名單，會發現她們大多是女性，通常都是有錢有權男人的妻子或女兒。在等級、性別森嚴的英倫和美東上流社會，強勢男人忙於擴張商業帝國版圖，或忙於管理國家和政治鬥爭，往往無暇晚晚進出「波場」，與其他精英交換八卦、聯誼講笑、品評潮流。他們都把這些維繫上流社會網絡和為上流文化品味把關的軟性事務，交給家中女性。

       說一個人是「socialite」當然並無貶義，甚至是抬舉。但前宗主國媒體將一位前殖民地「土著」眼中的精英模範描繪為女性化、軟性的「socialite」，是不是代表了英治高等華人的某種集體狀態呢？這令我想起讀大學時常聽到一些學長說考了入政府做AO（政務官）後，要升官最重要是多參加周末的遊艇派對、大小飯局，多認識政府內外的達官貴人，爭取進入有前途的「馬房」。

       很多年前，香港有學者提出「香港政治領袖貧乏」論，據說引起不少自視為厲害政治領袖人士不滿。但多年之後，我們還是難以否認，雖然英國人在香港留下了不少優良的制度遺產，但港英培養的華人精英，就是缺乏有長遠歷史眼光和獨立戰略思維、判斷力和行動力俱備的政治領袖。

       香港的高等華人圈，多的是善於交際應酬卻不學無術、精於替主子想方法解決問題、按主子訂下的規條生硬管理下級的侍從。這些精英會為自己的一手標準英文和一口帶有濃厚珠三角腔的英語自豪，偶爾更會在報章版面為了英文文法問題展開無聊的論戰。這種人才，就算在舊殖民者離開後能登上大位，最多也只會一邊妥貼服侍新主子，一邊張羅自己的一些小利益，如免費私人遊艇旅程、深圳豪宅、上海空姐情人之類。新主子最後要對舊精英集團展開兇殘的清算和清洗時，精英們縱使腰纏萬貫，也沒有能力和意志去組織抵抗。 

新加坡的《君王論》踐行者

      殖民體制培養出的華人精英在新時代庸碌無能，看來並非普遍現象而是香港特有。英國殖民主義在新加坡培養出李光耀、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孕育出李登輝，即是反例。

       1950年代起英國正撤出馬來半島時，以講閩南話華人為主、對中共趨之若鶩的左派勢力在新加坡大盛。英國人看到馬六甲海峽出現一個北京衛星政權的可能，以及傳統親英賢達的不中用，即開始物色和扶植在左派陣營內受英式教育薰陶的精英。劍橋大學畢業、說英語的客家籍反殖領袖李光耀，即在其閩南左翼盟友毫不察覺下暗通英國軍情系統，在1963年發動政變，一舉將親共勢力肅清乾淨。

       李雖然與馬來亞保守勢力合作清共，但他深知馬來精英對華人極不信任，留在馬來西亞聯邦將令新加坡發展舉步維艱。一連串的族群廝殺導致新加坡在1965年以被馬來西亞聯邦驅趕出去的形式獨立建國。當時李在記者會黯然落淚，但不少史家都相信，這乃是李一直暗中期盼的結果。

       獨立後李將「獅城」穩固地嵌進美國的冷戰海洋圍堵鏈之中，以保障馬六甲海峽的安全，換取歐美的強力軍事支持和出口加工市場，抵消區內回教國家和左傾國家對這個新興小城邦的敵視。

       李光耀是一個大獨裁者，但他成功捍衛新加坡的主權與生存，並創造了持久繁榮，至今仍得到很多新加坡人肯定。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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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後一位南粤少爺——鄧永鏘爵士

作者：黄佟佟

▍一

       聽到鄧永鏘爵士去世的消息，悚然驚動，香港傳奇裏的又一位大神仙去，連出了名刻薄的專欄作家陶傑亦要在專欄裏長歎道“此君一去……香港黯然無光”。

該怎麼來介紹鄧爵士呢？

       這真是難事，因為他這一生幹的事情實在太多，輻射的範圍又實在太廣。本身是富四代，鄧氏家族在香港地也算是赫赫有名，曾祖父19世紀末到香港開錢莊致富，祖父是跺跺腳港九也要震一震的二少鄧肇堅，取得九龍半島的公共交通專營權，組建著名的九龍巴士公司，光頭長衫，出手豪綽，風流倜儻，福壽安康地活到了85歲，到現在香港各處也多有寫了鄧肇堅三字的學堂。

       但鄧永鏘對這位祖父似乎也薄有微詞，指他好色兼對親人吝嗇，1966年香港動盪，父親帶著一家人去了英國，一個13歲的喇沙書院（La Salle College）學生被一把就“丟進一所英國寄宿學校，當時我一點英語都不會講”。

      這段歷程想必有相當不愉快的部分，但是鄧永鏘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享受人生的每一部分，在最大可能之處把壞事變成好事，到最後，他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幾個真正進入英國上流社會並且長袖善舞的香港人，“打破了西方人對華人內向守舊、古板無趣的刻板印象”（陶傑語）。

       他的朋友名單上有舊同學戴安娜王妃、搖滾歌星賈格爾、模特凱特·摩絲，臨終時來探他的是超模黑珍珠娜奧米·坎貝爾，他還是柴契爾夫人信任的“香港朋友”，查爾斯王子的在華基金會的主理人……當然，除了是英國上流社會的座上賓，他也是中國通，他的中國政商界的名人好友也不少，這一切都源於1982年他以教師的身份進入還處在蒙昧期的中國，成了第一個去北京大學教書的香港人，而他所教的學生後來都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精英。

▲與戴安娜王妃

▲與查爾斯王子

▲左與超模Kate Moss，右與西耶娜·米勒

▍二

       時代總是選擇那些合適這個時代的人，適逢九七前夕，中英交接太需要既懂中國又懂英國的精英，這其中的機會剛剛好被鄧永鏘捕中了，他參與了中國近海石油勘探及在非洲的金礦開採。40歲時創立了中式奢侈品牌“上海灘”，隔年賣掉，賺了一個億。1990年代，他在各地成立赫赫有名的“中國會”，是上流社會的社交中心。與此同時他還一直是知名的室內設計師，各種國際公司的董事和顧問，以及專欄作家。

      這個專欄作家可不是胡亂寫寫就算，他真的長期有寫。2004年8月，他和香港專欄作家古德明還就英語“Ensign”（艦旗或商船旗）的使用問題展開了一場著名的筆戰，是真正的文化人。

       鄧永鏘更是香港書展的常客，每一年他邀請的英國作家都是書展的重頭戲，他邀請過阿蘭·德波頓。當然，他更有他獨特的美學與生活品味，一早在1970年代他已經在報紙上寫專欄教香港人如何優雅適宜地吃穿用度裝修家居，甚至還出過一本書《現代生活的準則：一位行家的生存指南》，《泰晤士報》則詼諧地把鄧永鏘的新書稱為“一位百萬富翁的現代生活指南”。

       是啊，一個百萬富翁有錢人本可以什麼都不幹，但鄧永鏘這一輩子卻幹了別人幾輩子都幹不完事，原因無他，因為他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南粵少爺。

       南粵少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挺多見，通常並無專業，但他們是社會資源的最佳整合者，他們崇尚的是在風雲際會中使出那覆雨翻雲的挪騰手段，乘時勢之風，創出一番世界，以小搏大，那後面正是中國男人最崇尚的賭性。

       他的名言是“最大的因素是運氣，luck，fortune，right place，right time（運氣、好運、正確的地點、正確的時間），你可以很努力，一天做25個小時。可以從聖經讀到各種文化書，但是如果沒有運氣，你一定不會成功。That‘s life.（那就是命運）”

      他最喜歡講的故事是，20歲時爺爺給他4萬英鎊買房，結果他賭博輸光了，這時爺爺的律師要過來看房，“怎麼辦”，機智如他馬上想到去借，借房一天，細心到把屋子裏的相片都換成了自己。律師一走，他馬上再問朋友借了5000英鎊，再入賭場。一周後他贏了6萬英鎊，買下了朋友那間房子。“不得了！我真是很開心！”“Take a risk，will give you experience.（冒險會給你經驗）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應付什麼樣的困難。如果我還有機會再破產兩次，我還是一定可以再贏，因為我的經驗太豐富了。”

       與他的“賭徒”精神相對應的，還有他的“拐彎精神”，他北京中國會的得力手下回憶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要轉彎啊，不然會死人的。”這句話用廣東話念出來倒是別有一番意味，這當然是極為廣東商人的一種生活哲學，順應天命，適時而動，時刻保持柔軟的身段，在大風大雨裏輾轉疾行，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別人都稱他是“老頑童”，因為他還有一種屬於少爺的真性情，別人不敢說的話，不敢懟的人，他一概照懟無誤，一會說大劉替李嘉欣登整版生日廣告特別俗氣，一會說李澤楷品味太差。

      1980年代當過他學生的北大學生回憶說：他上課完全沒有路數，沒有教材，沒有計畫，隨興而發，瞎聊胡侃，天南海北，笑話連篇，也毫不掩飾說出自己的目的：“來中國就是廣交朋友，你們這些人將來都是國家棟樑，以後我會有事求你們。我不為錢，北大每個月給我600元人民幣的工資不算什麼。我要的是給我一個宿舍，有落腳之處，跟人打交道。”

      另外，最讓人對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少爺式的慷慨，“I am what I give，not what I am given”（是給予造就了我，而不是索取），他會無條件去幫助欣賞的人：彈鋼琴的小天才，漂亮的女演員……在北大教書的時候，他讓他漂亮的新婚妻子給沒見過世面的學生做茶點，帶他們參加派對，瞭解禮儀，帶他們去北京的豪華餐廳吃西餐，講西方人吃飯的規矩。

     “有一次，他帶我們去王府井一個飯店吃晚飯，結束後說：‘不陪你們回北大了’，拿出80塊錢，讓我們打出租。我們哪是坐小汽車的主？他一轉身，我就做主乘公車回校，我們拿到的是‘外匯卷’，那時是稀罕之物，兩個年級十幾個人，後來在留學生食聚餐了一頓，錢還沒花完。”事隔三十年，他的學生仍然對他記憶猶深，他是一個多麼有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