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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9
2014年，舅舅和舅媽去朝鮮旅遊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來極度營養不良的朝鮮人，也親自經歷了酒店的限水限電。“那時候我回來就和你舅媽說，姑姑要再來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給她湊上，”他說。“沒有親身去看過，沒法切身體會到朝鮮老百姓到底有多窮。”
本文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9月8日。作者VANESSA PIAO，現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一年級學生。
十二歲那年，我記事以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姥爺家見到了這個皮膚蠟黃、雙眼奇大、矮小佝僂、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與姥爺、姥姥說著我聽不懂的朝鮮話，偶爾瞪著大眼睛看著我笑笑，而我則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紀，怎麼還頭髮烏黑。直到有一天，我無意間撞見她把頭上的假髮拿下來梳理，嚇了一跳。我與她因為語言隔閡，交流甚少，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後每次想起她，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畫面——她的頭頂，只剩下幾縷白髮緊貼在頭皮上，襯得她乾巴巴的面容更加憔悴。她見我看見她，立刻把假髮戴了回去。
她是權南順(Kwon Nam-soon)，姥爺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後一次見到她，是2003年年底，於北京。她走時在假髮裡藏了近1000美元，還帶著100支青黴素，兩個裝滿了二鍋頭的塑膠桶，兩條煙，上百條絲巾，成捆的絲襪，整盒整盒的口紅、粉底及不計其數的衣物、皮包、皮鞋，穿著姥爺家送給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她的家，在朝鮮。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無，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順和姥爺這對出生在中國東北的朝鮮族兄妹，本在青春歲月時被捲入了同一個歷史漩渦，卻因為不同的選擇，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後半生的數十載中，他們分居朝中，她從一介平民“榮升”特權階層，他從軍中新星到被打倒為“反革命”，隨後，他們又被各自的命運帶向了另一段滄海桑田。兄妹分別至姥爺去世的半世紀裡，他們六次團聚，卻從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漸行漸遠。姥爺和南順，儼然成了中朝各自發展和關係走向的一個縮影。
而我則在長大後才逐漸從家人處得知，在我眼裡形容枯槁、平凡無奇的南順，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經歷，且待遇優渥。家人一直認為，他們極有可能是朝鮮的一對海外特工夫妻。然而，那一段傳奇的真相，連同她與她的家人失蹤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斷疊加的歲月和越發封閉的朝鮮遮蓋得愈加撲朔迷離，只剩下我和家人能夠拼湊出來的回憶，以及我們通過反復思忖這些記憶所得出的猜測和分析。
作者的姥爺、南順與曾外祖母1956年于哈爾濱合影留念。曾外祖母不久即去世了。
命運流轉
姥爺的家族祖上是“兩班”，即古朝鮮時代的貴族階層。二十世紀初，姥爺的祖父和幾個兄弟被中國東北富饒廣闊的土地吸引，一起離開了朝鮮半島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來到黑龍江省中部綏化的綏棱縣定居，以種地為生。
姥爺名叫權伍載，1929年生人，上面有兩個姐姐，後來都早在1940年代時便嫁回了現今的韓國。姥爺4歲時，他的父親被土匪綁架勒索錢財，熬了數月才被釋放，出來後很快便去世了。當時還未出生的妹妹南順，自此成了曾外祖父的遺腹子，于1933年出世。曾外祖母不曾改嫁，獨自養育了四個子女。
曾外祖父去世後，曾外祖母便搬到了哈爾濱市郊，在那裡經營一家家庭旅館維持生計。姥爺到了上學的年紀，因家裡困難，便被送回了綏化投奔親戚，在那裡上學。南順則被留在了曾外祖母身邊，在那裡讀書。
姥姥回憶，姥爺曾說他和妹妹從小的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爺內向沉默，南順則外向潑辣。
姥爺中學畢業，於1948年參加了解放軍，隨後主要負責基層宣傳工作。
南順中學肄業，從學校出來後，她與一位中學時曾教過她的老師重建了聯繫，並互生好感。這位家裡是從北朝鮮移民到中國的老師，最後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萬(Kim Dae-man)。他的具體年紀，家人記不清了，只大概記得比姥爺年長幾歲。
1950年6月，朝鮮戰爭正式爆發。同年10月，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姥爺作為第一批入朝志願軍中的一員，當月便開赴朝鮮。姥爺在朝期間是朝鮮族上將趙南起的老部下，先後任計畫運輸科助理員、參謀，負責火車調度等後勤事宜，也因會說朝語，負責一些翻譯工作。
左：金大萬1955年於朝鮮。照片中，他身著朝鮮人民軍軍裝；右：本文作者的姥爺權伍載（右三）和志願軍戰友在朝鮮。具體時間、地點不詳。姥爺手中，是他從朝鮮老鄉家購買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時，姥爺在一次回東北探親期間，經戰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元遼寧撫順的朝鮮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並確定了戀愛關係。
姥姥說，姥爺曾提到過南順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戰爭正式開始前就已身在朝鮮，且雖是以解放軍身份入朝，但最終變成了朝鮮人民軍編制。對於金大萬的教書、參軍經歷，家人瞭解不多。但據史料，我們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戰爭一觸即發、人手緊缺之際，向毛澤東索要的三個東北“朝鮮師”中的一員。這三個師全部由朝鮮族士兵組成，分別於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隨後收入人民軍編制。
家人回憶，姥爺曾提到金大萬打仗時是偵察兵，專門負責“抓舌頭”，即到三八線以南抓韓國士兵來套取情報。戰後他在人民軍中的職位不詳。
南順則成為了一名小學老師，在哈爾濱市郊教書，並照顧曾外祖母。直至1956年6月，曾外祖母病逝，南順未和姥爺商量，便變賣了家裡的房產和全部家當，只留了一套銅碗隨身帶著，隻身乘火車前往朝鮮，去找金大萬。
甫入朝鮮，南順身上的錢就全被偷了，只剩下銅碗。她就這樣帶著一套銅碗找到了金大萬，與他結為夫婦。隨後，她也聯繫上了姥爺。
家人回憶，姥爺曾說過，最後一批志願軍即將撤軍之際，曾有人民軍領導多次動員他留在朝鮮援建，並許諾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斷然拒絕。家人說，姥爺對人民軍，很是“看不上”。姥爺覺得人民軍組織紀律極差，人的素質更差——姥爺曾對家人講過，那時候志願軍和人民軍聚會，按朝鮮人的習慣在進屋前把鞋脫在門口，而人民軍每次都編個理由先走，為的就是把志願軍的好鞋穿走，把他們的破鞋留下。
再者，姥爺也考慮到當時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約，已經去照相館照過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左：作者家人據曾外祖母1956年6月去世推算，這應該是南順初到朝鮮時，與作者姥爺的合照。右：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58年回國後，與撫順姑娘朴明淑結婚，即作者的姥姥。
姥爺曾告訴家人，他在離開朝鮮之前，曾去找過一次南順和妹夫。他們夫婦一直居住在金大萬戰後定居的沙裡院(Sariwon)市。沙裡院是朝鮮黃海北道首府，位於平壤以南65公里處，也被稱為平壤的衛星城，是黃海北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至於金大萬起初定居於此的原因，家人並不清楚。
姥爺曾說，他當時力勸他們不要留在朝鮮，跟著志願軍部隊回中國。但南順和妹夫拒絕了，因為金大萬認為留在朝鮮，仕途更有發展。姥姥還記得，當時姥爺極其不贊同妹夫與妹妹的決定，認為他們留在朝鮮，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條鴨綠江，隔開了這對兄妹之後的榮譽和掙扎。
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57年於平壤拍照留念。一年後，他隨最後一批歸國志願軍返回中國
1958年10月，最後一批志願軍回國後，姥爺所在的部隊被派往大連待業，姥爺則先到姥姥的老家撫順，和她結婚。時恰值北京軍事博物館籌建，姥爺隨後被派往那裡就職。當年冬天，便攜妻抵京。當時身為全志願軍最年輕上尉的姥爺，成為了軍事博物館抗美援朝館的一名助理員，前途大好。
此時至60年代初，姥爺未能聯繫上南順。據家人回憶，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爺曾去朝鮮大使館打聽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鮮在中蘇關係惡化後，由起先傾向中國轉向了傾向蘇聯，導致中朝關係緊張。文革初期，朝鮮報刊一系列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隨後，憤怒的紅W兵以一張稱金日成為“修正主義者”的大字報回敬。
1967年的一天，姥爺從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車就突然被抓了起來，被指責是“保皇派”、“反革命”，隨後被關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爺被批鬥的“錯誤”之一，就是他曾試圖聯繫朝鮮親戚，勾結“朝修”。
姥爺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復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組織上拖了幾年未給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暫回到軍事博物館複職後又讓他轉業，姥爺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數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隨後辦了離休。
姥爺的三個子女，均出生於60年代的媽媽、小姨和舅舅，在culture revolution的陰影下磕磕絆絆地長大，也從未學過朝語。他們在童年時代，只模糊地知道姥爺在朝鮮還有個妹妹，但對她和金大萬一無所知。而南順和金大萬60至70年代上半葉的經歷，我們至今所知甚少。他們大多只和姥爺用朝鮮語交談，他們點到即止，姥爺在culture revolution後，則對幾乎一切政治話題三緘其口。
北京現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當時在讀小學的舅舅中午放學回家吃飯，照常去大院的傳達室拿報紙。剛到門口，他就看到那裡站著一個打扮非常時髦的女人。她的頭髮是燙過的，穿一件化纖掐腰的湖藍色上衣，圍著紗巾，下身著一條藏藍底黑條紋喇叭褲，腳蹬一雙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細一看，還有一顆大金牙。
“一看就讓人覺得是歸國華僑似的。當時國內根本沒有那麼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憶說。
那個女人，正在和傳達室問權伍載的住址。
舅舅一聽是找爸爸，就拉她，說他帶她去找。舅舅介紹了自己，隨後才知道，這個中文已經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鮮姑姑”。
南順的突然來訪，震驚了全家。小姨趕緊去把當時正在外辦事的姥爺找回了家。
分別廿載，兄妹團聚。姥爺和南順一見到彼此，便喜極而泣，緊緊相擁。
“姥爺激動得嘴唇都發抖，”媽媽說。
南順還帶來了一個讓家人吃驚的消息：她竟是從澳門來，短暫路過北京，順便來看一看姥爺，一會兒還要回到朝鮮大使館去。她說，她是通過官方關係打聽到了姥爺被分配到了軍事博物館，然後找來的。南順只說她與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門，至於他們在朝鮮和澳門的具體工作，她並未多說。
作者姥爺權伍載的妹妹權南順70年代在澳門。生於中國、朝鮮戰爭後隨夫定居朝鮮的她，曾有一段在澳門工作的神秘經歷。
比起姑姑為何從朝鮮跑到了澳門，更讓媽媽、小姨和舅舅三個孩子好奇、激動的，是姑姑帶來的高級禮物。
“姑姑一進門，就先把兜裡帶的五塊表掏出來了。她也沒帶包，全是從衣服兜裡掏出來的。一塊一塊都是用眼鏡布包的，用皮筋綁著，”小姨回憶說。
三個孩子打開一看，全是瑞士高級手錶。
姥爺的是一塊梅花(Titoni)全自動機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塊梅花全自動機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塊精工(Seiko)全鋼全自動手錶，媽媽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塊瑞士的漆皮錶帶手錶。“我們都不認識那是什麼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說（後來媽媽和小姨的兩塊表因為那時家裡缺錢，次年被姥姥賣了，媽媽和小姨到現在都很傷心）。媽媽說，那時候大部分人都沒怎麼見過瑞士手錶，所以能戴上一塊是一件很讓人羡慕的事情，恨不得時時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來。
南順還帶了一塊那個年代在北京根本沒見過的力士(Lux)香皂。“那個香啊，特好聞，”小姨說。接著，南順又把脖子上的紗巾解了下來，也留下了。
戰後，朝鮮工業化進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時，朝鮮經濟明顯好於中國，朝鮮的生活，讓當時的中國人十分豔羨。
南順那次只匆匆呆了一個下午，簡單告訴了姥爺她家裡的基本情況。她說，她與金大萬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這段時間裡生了三女兩子，她和丈夫在澳門期間，她的孩子們都被允許在平壤的萬景台革命學院讀書，凡需出門，也有專車接送。這所軍事化管理的學院，只有對國家有傑出貢獻、擁有特殊榮譽人士的子女才有資格就讀。
南順夫婦與大女兒、二女兒60年代于朝鮮。60年代時，身在北京的作者的姥爺權伍載未能聯繫上他們，照片為此後隨信收到。之後南順和金大萬對那一時期的工作也從未談及。
南順離開時說要去北海，朝鮮使館的車一會兒會在那裡接她。媽媽和小姨放學後，正好送南順到附近的21路車站。媽媽說，她們至今都記得，“路上姑姑跟我們說，她去澳門之前在朝鮮培訓，什麼坦克、飛機，給她什麼她都能開。她還學過格鬥。她說她一個人打四個小夥子沒問題。然而南順依舊未向兩個侄女提及，她接受這些訓練，是準備做何工作。
軍事博物館站是21路的終點站，等車的人很多。輪到南順要上車時，車門突然關了。“結果她啪地一抓車門，刺溜一下一轉身兒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們都驚了，”媽媽說。
過了幾個月，姥爺陸續收到了南順的兩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廣州白雲賓館。信裡說，她的丈夫金大萬患病，在白雲賓館養病。隨信還寄來了一些他們夫婦在澳門的照片，和他們及子女在朝鮮的照片。
媽媽、小姨和舅舅說，南順那時寄來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著制服，看起來英姿颯爽。有些照片還是他們在遊樂場玩的場景。“當時羡慕得不得了，覺得他們生活得特高級，”媽媽說。
在南順70年代末寄來的照片裡，她和小女兒在平壤的遊樂場裡遊玩。在南順和金大萬駐澳門的鼎盛時期裡，他們和在平壤讀書的子女都過著優渥的生活。作者的媽媽、小姨和舅舅看到這張照片後，羡慕不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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