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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9
神秘“權貴”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爺突然接到了金大萬的一通電話，說他從澳門路過北京回朝鮮，當晚10點將造訪。
到了約定時間，姥姥讓媽媽下樓接姑父。媽媽一下樓，就看見一輛黑色賓士轎車停在院門口的路口，車燈關著。司機下車繞到車後，先鞠了一躬，隨後打開了車門。一個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鋥亮、派頭很大的男人從車裡邁了出來。他，就是金大萬。
“姑父是那種老拿著勁兒的，對家裡的小輩兒都不太愛搭理，”舅舅說。
“他會說中國話，但是一句都不說，也不知道為什麼，”媽媽說。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來的姥爺和金大萬，高興地聊了整整一宿。據家人回憶，金大萬當時說，南順此時仍身在澳門。朝鮮派他和南順到澳門（具體派駐時間，家人記不清了），且他們需要自己謀得工作在那裡長住。南順在一個制衣廠做縫紉工，他是那裡的工頭。他說，他和南順都學了廣東話，他因有時需要來往東南亞國家，還學會了泰語。
媽媽、小姨和舅舅記得，當時曾看見姑父兜裡揣著好幾本不同國家的護照。
但關於他和南順的具體工作性質和內容，他始終未說明，南順日後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當時也是基於對姥爺的絕對信任，才蜻蜓點水地透露了這點滴資訊。
金大萬第二天一早便離開了。離開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裡面的一件新的尼龍T恤衫送給了姥爺，穿了一件姥爺的舊衣服走了。
走前，他還和姥爺姥姥約定，那日白天在朝鮮大使館附近的日壇公園與姥姥再見一面——因為考慮到姥爺是軍人身份，不便在公開場合見這位朝鮮妹夫，所以只得姥姥單獨前往。
媽媽說，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樓。秒針剛到5點整，那輛黑色賓士就來到了前晚的停車地點，帶著金大萬疾馳而去。
金大萬70年代於澳門。他會說完全沒有朝鮮口音的韓語、中文、廣東話和泰語，行蹤神秘。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壇公園一個角落的亭子裡短暫會面，由媽媽在附近放風。金大萬給了姥姥一點美元，又給了她一台日本松下的單卡收錄機。
姥姥回憶，姥爺前晚聽到金大萬說他和南順在澳門工作、金大萬有時還需來往東南亞，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詳述工作內容，便立刻明白了“工頭”、“縫紉工”大概只是幌子，他們一定是從事朝鮮政府的秘密工作。姥姥說，姥爺本就是一個謹慎的人，加之經歷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便更加謹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們的工作性質後，即刻明白他們依紀律不能多說，便停止了追問。
姥爺有了這樣的懷疑之後，家人此後也都明白了不應該再打聽他們當時的經歷。
神秘、傲氣的金大萬，之後便返回了朝鮮。家人數年後才得知，他因健康情況惡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裡院後就一直留在那裡治病，無法再執行外派任務。南順隨後便也從澳門回到了沙裡院。他和丈夫的巔峰時代，就此結束。而我們則從未料想到他們此後的人生轉折。
在鴨綠江這一頭，那個物質條件匱乏的年代裡，姥爺一家人對南順夫婦的贈予念念不忘，心懷感激。姥爺的三個孩子更是覺得有這樣事業有成、生活優渥的朝鮮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在culture revolution後越發草木皆兵的姥爺，則囑咐子女不要在外面提起南順和金大萬來家裡的事，免得政治波動，又惹是非。媽媽說，姥爺心裡大概還有一層感情——南順當年自作主張賣了全部家當跑到朝鮮，讓丟失了關於母親一切回憶的姥爺傷心不已，而南順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補償了一些當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萬這次造訪後，他和南順再次消失了。
今非昔比
數年一晃而過，姥爺一家不知南順和金大萬自1979年別後身在何方，他們也沒有再聯繫我們。
直到1986年年底，姥爺第一次收到了南順申請到中國探親的電報。我們這才知道，她和金大萬已徹底結束了海外的神秘工作，從澳門回到了平壤以南65公里外的沙裡院家中。
前兩次，南順和金大萬均是突然到訪，明顯可以自由出入中國。但這次，南順的電報上說，姥爺需要在北京找出入境機構開具一封邀請函，寄回沙裡院的指定地址，她方能以探親理由來到北京。我們後來分析，這似乎說明當時他們的身份性質已經轉變了。
“八年沒見，那時候爸還是挺想她的，”小姨說。
不久後，53歲的南順隻身乘火車抵京。她從朝鮮帶了幾大包當地最好的海鮮、巧克力等，作為給姥爺家人的禮物。
她一下車，便把胸前的金日成像章摘了下來，用手絹仔細地包好，對像章特別重視、愛惜。後來媽媽還想借來看看，還問能不能送給她，南順就只笑，不說話。
80年代，戰後一直處於美國貿易禁令之下的朝鮮於外在海外製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於內仍執迷于加強軍事力量，對經濟造成重壓。時至80年代中期，朝鮮經濟已陷入停滯，而對手韓國的經濟則正高速增長。家人說，南順那時，雖不如八年前光鮮，黑瘦了一些，但還算精神、時髦，還穿著皮鞋。
南順和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86年12月在北京家中。那時的南順還保留一些盛年時的風采，頭髮仍然烏黑茂密。
據家人回憶，她當時介紹說，自己1979年回國後，擔任了沙裡院一個相當於區街道辦主任的職務，負責區內票證等一應物資供應，權力很大。丈夫回到朝鮮後則一直在治療休養，但身體每況愈下，當時已被確診為肝癌。
南順說，她和丈夫回國後都被授予了朝鮮的最高榮譽“金日成勳章”，且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表，待遇一直維持在比較高的級別，在朝鮮坐船、坐火車均免費。
她還給家人展示了一塊國家獎勵的歐米茄(Omega)手錶。家人回憶，南順說手錶為朝鮮向歐米茄特別定制，獎勵對國家有傑出貢獻的人士。這塊手錶的錶盤上寫有金日成的名字，背面則刻著南順的名字，金大萬也有一塊。媽媽說，那塊手錶的錶帶太長，在南順細瘦的手腕上晃晃蕩蕩。
家人說，每每談起金日成，南順就難掩敬佩之情。在中國的電視上看到金日成，她就激動得熱淚盈眶。
但她那次也提起，1979年金大萬身體欠佳、夫婦倆回朝休養時，全部隨身物品都被責令上交了，只給他們留了內衣內褲——南順當時講述時，姥姥覺得此種做法簡直不可思議，因此印象極深——和一部相機。
“她那時候說，早知道當時多給咱們留點美金就好了，”姥姥說。
南順還提到，朝鮮官方曾想招募她的小女兒做和他們夫妻一樣的秘密工作，但她拒絕了。南順依然沒有說自己的工作具體是什麼，但她此番言說，又從側面印證了我們認為她從事秘密工作的猜測。
家人說，1986年那次，還未明顯感覺到南順在基本溫飽方面有嚴重問題。但是那時，全家人都覺得南順好不容易來探親一次，應該儘量多給她買些東西帶回朝鮮。
“她帶那些海鮮什麼的，肯定也是把家裡最好的都拿過來了。那時候我們對姑姑也特別感激，”小姨說。
但是，那時姥爺身為文職幹部，媽媽和小姨剛剛開始工作，舅舅還在上大學，像當時北京大多數的工薪家庭一樣，姥爺家裡也實在沒有富餘的錢。姥爺沒辦法，把1964年被授予少校軍銜時，軍中量身訂做的一件長款馬褲呢（一種高級斜紋毛料）大衣拿了出來，由姥姥私下聯繫買主，最後由小姨帶著，偷偷地在軍事博物館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裡，600塊錢賣給了一個東北人。
“那件馬褲呢大衣，culture revolution那會兒誰要是有那麼一件，可是超牛。而且這東西可不能隨便買賣，”舅舅說。“當時的600塊錢什麼概念，600塊錢是一個普通職工一年的工資。”
這600塊錢，全用來給南順買了吃、穿用品。
姥姥印象最深的是，南順那時說想買糖精，因為朝鮮的小孩沒糖吃，只能靠一點一點舔糖精吃解饞。她帶點糖精走，回了朝鮮，可以讓家裡人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隨身帶著，晚上遛彎兒的時候，就可以順便賣點錢。家人隨後便去前門的一個化工商店買了糖精，還買了一些水果糖、巧克力等，讓南順帶走。
那一次，南順很惦記重病的丈夫。朝鮮官方本來給了她三個月的探親假期，但她只呆了一個月便匆匆走了。
南順和丈夫70年代于澳門。
她走時，姥爺一家人給她帶的食物、衣服、布等生活用品足足有四百斤，軍事博物館來了四個戰士幫忙裝車運到火車站，媽媽又在北京站貨運部托了朋友，才得以全部運走。
媽媽說，當時她去北京站送姑姑。臨上車前，南順戴上了她的金日成像章。媽媽記得像章是一面飄動的紅旗狀。但南順一上車，朝鮮列車員一見她戴這種像章，便紛紛敬禮，還熱情地幫助她拿行李。媽媽分析，大概她戴的像章樣式，與普通朝鮮百姓有所不同。
南順在此後的通信中說，她回到朝鮮三個月後，1987年初，金大萬便與世長辭。
70年代，南順一家人于平壤合影。她的三女兩子都在平壤的萬景台革命學院讀書，這所學校只供對國家有特殊貢獻人士的子女就讀。
這之後的5年中，姥爺曾給南順寫過幾封信，問候她一些家長里短，並收到了南順簡短的回復。家人說，南順寄來的信明顯是已經被拆過、又重新封上的，大概是經過了朝鮮官方的檢查。
1991年9月，南順第二次以探親身份來到北京。這次，她穿了一雙磨得發白的舊皮鞋，只隨身帶了一個小包，拿來了一些朝鮮的海帶，準備給當時正懷著我的媽媽，做朝鮮人認為對孕婦身體特別好的海帶湯。
時年，朝鮮經濟已開始衰退，糧食危機也開始顯現。而家人也是在看到南順後，才意識到朝鮮情況的惡化。
“那時候就感覺到朝鮮有點兒不行了，”舅舅說。
小姨回憶說，南順那次比第一次來探親時更黑、更瘦了一些，而且剛來時，不敢吃白米飯，因為不消化，只能先喝米湯，然後每餐逐漸增加一些米粒，到了第三天才開始吃米飯。油膩的食物，她更是不敢碰。
“那時候我們稍微吃點兒好的，吃點兒肉什麼的，她就掉眼淚了，”小姨說。“可能也是想到家裡的孩子吃不上這些。”
當時看來，她和孩子們過得都不容易。南順說，她的五個孩子從平壤的“貴族學校”萬景台革命學院畢業後，都在平壤或沙裡院讀了大學，之後除大女兒隨夫定居平壤外，其餘都回到了沙裡院工作。
那時，姥姥正在韓國探親，南順在家裡，除了和姥爺聊天，還經常做家務、給家人做飯。
南順那時對姥爺的三個孩子很疼愛。
小姨說，當時她出了意外，腿受了傷，南順就每天給她按摩，幫助恢復。那年夏天，時於新華社澳門分社工作的父親在和媽媽一起過馬路時，在正懷著我的媽媽面前出了嚴重車禍，僥倖存活。南順來時，正值父親回京養病。媽媽說，當時南順見到嚴重腦外傷後遺症的父親，心疼得大哭一場，還摸著媽媽說，“愛蓮，完了！完了！”（後來父親在精心養護下恢復了健康。）
“那時候還是有親情，”舅舅總結說。
南順1991年9月28日在北京一公園遊玩。她手腕上的，就是那塊朝鮮為獎勵有功人士特別定制、錶盤寫有金日成名字的歐米茄(Omega)手錶。
11月初，南順如上次一般，帶著家人盡己所能給她購買的大包小包的“中國物資”回家了。從這一年開始，南順每次來都會儘量多帶一些青黴素回去，因為朝鮮藥物緊缺，帶青黴素回去也能換錢。
她走時，是舅舅送上車的。舅舅也得以窺見了南順一些殘存的“特權階層”的影子。“姑姑一上朝鮮火車，腰杆兒一下挺直了，派頭也上來了，”舅舅說。“反正那些列車員一見她那像章，立刻就畢恭畢敬的了。”
這次南順走後，姥爺也沒有再給她寫過信。家人說，姥爺之前給南順寫信，她都僅說一切都好，且信明顯被人檢查過，姥爺開始明白南順即使有什麼不好，也不能在信上說，再寫信也沒有意義，不如直接等她通知下次探親。
餓殍浮現
1991年年底，蘇聯正式解體，經濟上嚴重依賴蘇聯的朝鮮驟然失去了蘇聯支援，岌岌可危，糧食壓力亦陡增。中國曾一度填補了蘇聯留下的窟窿，成為朝鮮最大的援助國。
1994年，金日成去世。次年夏天，朝鮮出現嚴重洪災，使糧食問題失控，全境饑荒情況惡化。截至90年代末，朝鮮因饑荒死亡的人資料信多達百萬，包括中國、韓國、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朝鮮提供了人道援助。但家人說，當時並不瞭解朝鮮出現了如此嚴重的災荒。
1996年年底，這場饑荒期間，南順再次來京。這次，她光腳穿了一雙塑膠鞋，兩手空空。
家人說，她那次來時，已經有了比五年前明顯得多的營養不良的模樣。
“她那時候跟姥爺說，她每天糧食量就是大概三四兩，”舅舅回憶說。“逢金日成生日，能吃頓豆腐。肉就別提了。”
而媽媽記得，南順曾和姥爺說過，她因享受特殊待遇，終身享有每日一斤四兩的糧食供應，不過是粗糧，且金日成去世、金正日上臺後，她的子女不再享受和父母輩一樣的待遇。媽媽分析，她說的每日三四兩，大概是還要接濟兒女、孫輩的結果。
“她家這樣的話，可能普通老百姓更少，”姥姥說。
舅舅說，那時南順開始和姥爺講起朝鮮餓死人的事了。“那會兒姑姑曾經說過，那時候已經出現人吃人的事了。她說有的鄰居說，誰家死了人，不能讓人看到人埋在哪兒。如果知道人埋在哪兒，那就懸了。”
家人回憶，南順曾說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樓的最高層，但是限水限電，經常沒電，所以得爬樓梯。因為沒電，水也泵不上去，需要自己準備個大水缸，打水來用。
但除了這些客觀描述外，南順對自己的國家和領袖，並無半分怨言。
南順和姥爺的家族在韓國仍有數支延續。他們的兩個姐姐在朝鮮戰爭前便嫁到了韓國，但60、70年代均去世了。但姥爺在改革開放初期與韓國的幾位表親重新建立了聯繫，偶爾會互相探訪。
南順在京期間，正好姥爺在韓國的一個表妹也短暫來京，於是姥爺家就發生了一次“朝韓歷史性會面”。姥姥回憶說，當時韓國的表妹對這位北邊的親戚又好奇又可憐，南順則儘量不主動和韓國表妹說話。韓國表妹臨走時，給了南順100美元。南順收下了，但是囑咐姥爺不要和別人提起他收過韓國親戚的錢。
這次，南順依然住了三個月。在京期間，她的體重長了十幾斤。走時，家人依舊傾其所有。除了衣物、布、藥品等，她還帶走了一台日立21寸彩電、一輛飛鴿自行車和一台縫紉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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