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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來自中國的年輕革命者大多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也被稱為中國大學），這裡似乎成了性活動的溫床。根據麥克奎爾在書中的講述，這部分是因為，在這些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意識中，性解放佔據著非常突出的位置，他們當時在反抗令人窒息的中國家庭生活習俗，比如女性處於被壓制地位和包辦婚姻。這一現象自然也反映了20年代蘇聯社會搖擺不定的道德觀念，雖然列寧和他的中年布爾什維克同志們對這種性自由並不認可。
但莫斯科中山大學似乎成了極端性自由之所在，麥克奎爾認為該校校長、具有世界主義氣質的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對這種風氣的形成有一定影響。拉德克曾與極為美麗動人的俄羅斯革命家拉里薩·雷斯納（Larissa Reisner）傳出緋聞，就在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他“鼓勵學生在個人生活中向自己學習。起初，莫斯科中山大學沒有男女混合的宿舍，所以拉德克專門搞了一個特別房間，表面上是給夫妻準備的。但很顯然，任何一對情侶都能進這間屋子。”這種種濫交行為自然會激起一些清教徒式的反應。一位女學生抱怨道：“每個人都在配對。這真的很煩人。他們只要在一起以後就不可避免地會有孩子，”這個過程有時被形容為“製造小革命者“。
列寧的遺孀娜德斯達·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被邀請來向中國學生講話，她認為，雖然“共產主義者不必是清教徒”，但是應該“避免遊戲愛情，避免濫情”。公開講話之後，她又和女學生進行了一場非正式的會談，她建議大家不要反復墮胎（墮胎手術在20年代的蘇聯是合法的），而是應該“生下孩子，然後把孩子送到兒童之家”，之後許多人便是這樣做的。蘇聯公眾以及一些党的領導人對年輕革命者所接受的性自由感到不滿。到了30年代，蘇聯官方在對待性的態度上變得嚴厲起來——史達林通過了針對同性戀和墮胎行為的禁令，但莫斯科的中國學生似乎沒有因此改變太多自己的行為。
政治和性都會造成一系列問題。20年代後期，蘇聯政治局內部一直在進行著派別鬥爭，最終托洛茨基和格裡戈裡·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為首的左派反對派被打倒，史達林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這些政治鬥爭也影響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曾經支持過托洛茨基的拉德克被撤職。他的繼任者、迄今不為人知的帕維爾·米夫（Pavel Mif）召集了包括未來的中共總書記王明在內的忠誠派，並且展開了針對該校學生的清洗行動。在中國的共產國際組織派出了新的一批學生革命者前往莫斯科，但這是一群失意者。他們在30年代所接受的教育側重於密謀和保密工作，另外還包括如何應對審訊的課程。考慮到幾年之後大清洗期間這些學生將面對的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政治員警，而不是國民黨的政治員警，他們所受到的這些訓練可能不會有太大用處。
一個在莫斯科為東北特工設立的學校一直處於被保密狀態，蘇聯共產黨從未正式承認該學校的存在，但該校的學生延續了配對和生孩子的傳統。後來因心狠手辣聞名的中共秘密員警頭子康生來到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講學（中山大學停辦以後，這裡就成為了中國學生在莫斯科主要的學習場所）。他受過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訓練，他慣常使用的種種嚴酷的管制手段便是這種訓練的結果。一些西方論者主要關注的是實施政治鎮壓的機構對在蘇中國學生的影響，而麥克奎爾則著重寫到了他們學習像蘇聯人那樣思考和生活的其他一些方式。但是，他們不可能不注意到當時在蘇聯進行的鎮壓活動。雖然這些中國學生在大清洗中並沒有特別針對，但據估計，1939年之前，至少有1700名中國公民（不包括華人蘇聯公民）被關進古拉格，那些中國籍的“人民的敵人”也一樣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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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國共聯合抗日，內戰暫時平息。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之火重燃，但與史達林的預期相反，中共軍隊開始在內戰中成為勝利的一方，最終，中共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麥克奎爾書中的最後兩節主要寫1950年代中蘇的和解，直到50年代末，兩國關係徹底破裂。這兩節的內容讓她提出的“中蘇戀情”終結於30年代的觀點變得混亂，並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她的這一觀點。
儘管蘇聯在50年代派出了2萬多名專家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另外有8000多名中國學生赴蘇學習科學和工程技術，但兩國關係在情感層面已經不同於以往。麥克奎爾認為，早先的中蘇關係一直是如戀情一般，通常是中國人對蘇聯人傾注著愛，蘇聯人被動接受著，只間或會關注到中國人給自己的愛。而到了50年代，這種關係更多被定義為一種友誼和兄弟情誼，但是蘇聯人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中國人對此小心應對。也許是因為中共領導人記得自己在蘇聯度過的瘋狂青年時代，他們要求去蘇聯留學的學生在個人生活中奉行禁欲主義。蘇聯學生對政治教育缺乏興趣，熱衷飲酒、賭博和聽爵士樂這些在中國學生看來甚為輕浮的活動，這也讓中國學生感到失望。
據一些蘇聯人撰寫的回憶錄記載，50年代的莫斯科大學和其他蘇聯高等教育機構洋溢著一股興奮之情，這種情緒是二戰期間蘇聯與西方世界重新接觸所引發的。但是，對於年輕的中國人的來說，即使他們能注意到，那種戰後的蘇聯人普遍感受到的釋放以及智識上的可能性也是他們所無法理解的。在這些中國交換生眼裡，50年代的莫斯科彌漫著“布爾喬亞氣息”，甚至可能有“修正主義傾向”。一個俄羅斯人對自己的中國同事這樣解釋道：曾經的蘇聯也像現在的中國一樣強烈地、一心一意專注於革命事業，兩個國家只是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一天中國人會變得像現在的蘇聯人。
大多數研究中蘇關係的歷史學家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國的政治領導人身上——比如，1953年史達林死後，伴隨蘇聯領導層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出現的緊張局勢；1956年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的罪行，毛澤東對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不滿，最終導致中蘇關係破裂，到了1960年全世界都能看到兩國關係上的變化。但是，麥克奎爾在寫到這段時期時的側重點和本書其餘部分一樣，即：個人層面有著怎樣遭遇。早在50年代後期，隨著毛與赫魯雪夫之間的關係越發對立，一對對中蘇夫婦，這些“中蘇戀情”的產物就面臨著艱難的處境，而到了1960年代的文革中，他們的日子變得更為艱難。
也許最奇特的是毛澤東童年時期的朋友李立三的故事。李立三曾制定出一種被稱為“立三路線”的政治策略，即推動城市發動革命起義，以此取代毛澤東的農村戰略。後來毛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加上李立三需要對在南方進行的一場失敗的軍事行動負責，1930年，名譽掃地的李立三被送到莫斯科。1934年被選為政治局委員的康生成了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間的主要迫害者。1936年，李立三娶了一位名叫麗莎·基什基納（Liza Kishkina）的俄羅斯女子，之後他們一直住在勒克斯酒店裡。李在大清洗期間被捕，但是麗莎對他不離不棄。1939年他被釋放並被允許重返工作崗位，1945年被召回國。
回到中國後，他盡力爭取並成功地讓麗莎和他們的女兒與自己團聚，這點讓人感到驚訝（更多從蘇聯回國的中國人會悄悄拋棄自己在俄羅斯的舊情人，重新建立家庭）。不久之後，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儘管父親是中國人，這個四口之家用的是俄語，另外也保留了俄國的文化傳統（後來麗莎的母親和一名俄羅斯保姆也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李立三後來成為文革的受害者，他再次遭到康生迫害，最後可能被紅衛兵折磨致死。麗莎坐了八年牢。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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