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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3
自1840年以來，至今已將近兩百年。回望近兩百年的歷史，對於中國來說，可謂懸崖上走路，一步三回頭，步步驚心。
不過，歷史主義地看，儘管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儘管有許多事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面貌在近兩百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那個傳統的中國漸行漸遠，一個現代國家雖然猶如遙遠的風帆，但畢竟已經露出了一個若隱若現的影子。
1840年之前的那個遙遠中國，在世界各大文明體中是體量最大、連續時間最久的，由此也注定了這個文明體的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像東鄰日本那樣簡單地脫亞入歐。
中國漫長歷史的主體就是農耕文明的發展史。應該承認，中國的農耕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確實擁有過自己的輝煌。與農耕文明相配合，中國很久以前就構建了自己的宗法社會組織方式，以及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倫理價值。進入帝制時代，中國社會又發展出高度發達的官僚體制，龐大的士大夫階層為官僚隊伍準備了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而社會也因為農耕文明的發展漸漸形成層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四民”結構。從今天來看，四民社會將人們的階層幾乎固化，龍生龍，鳳生鳳，農、工兩個階層要想獲得改變，晉升為士大夫階層，需要幾代人持續不斷地付出努力。在兩千年的帝制時代不能說絕對沒有，但畢竟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從歷史的觀點看，階層固化讓社會達成一種超穩定形態，中國社會兩千年之所以只有改姓易代的王朝更迭，而沒有社會性質的根本變化，四民社會的階層固化應該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疊變：鴉片、槍砲與文明進程中的中國（1840-1915）》
馬勇 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22年9月
四民社會有其合理性，但嚴重的階層固化也勢必遏制社會的活力。士大夫大多是前半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等到鯉魚跳龍門、金榜題名後，餘生即便有心做點有意義的事情，也不過是內聖外王，忠君愛國，將做官作為一個專門的職業，極少有人能想到科學創造、技術革新。工、農兩個階層是當時社會的最大群體，他們處於社會的末端，無知無識，辛勤勞作，運氣不錯的或許能夠獲得社會階層的稍微提升，但更多的不過是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至於商人階層，因為至少從漢代鹽鐵會議開始，中國歷代政府便奉行重農抑商的基本政策，關涉人民生存必需的最大量日用品，諸如鹽鐵、漕運、對外貿易等均由官營，靈活的商人即便積累了一些財富，但他們對於社會變革、技術進步也是無心無力。中國無法產生“新教倫理”“清教徒”，“先富階級”之所以動輒盛行奢靡之風炫耀消費，這不是他們不懂積累和投資，不懂將商業資本轉型為產業資本，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幾千年的歷史就這樣延續著，直至大航海時代到來，全球面貌發生變化，中國也被拖入了全球化的軌道。
大約從明代中期至十八世紀，中國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與交往中，獲得了許多有用的信息，這也預示著中國必將發生巨大改變，與全球一致。我們今天回望明清之交的那兩個世紀，可以清晰感覺到東西文明的對流，中國不僅接納了西學東漸，讓中國的文明結構、知識生產方式發生緩慢調整，諸如徐光啟、利瑪竇等中西大儒對幾何概念的引進。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文主義也向西方傳遞了自己的思想，學術界比較趨於一致的看法是，歐洲近代的啟蒙思潮中就有一些中國因素。
在物質交往方面，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大黃等初級農產品更是藉全球化的東風所向披靡地佔領了世界市場，幾乎成為全球別無分店的壟斷商品，為中國贏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明代中晚期開始的白銀資本，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繁華，其實都是全球化帶給中國的效益。當然，也是中國人節儉、聰明、勤奮的成果。
假如不是蒸汽技術的出現，中國在那樣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定會繼續贏者通吃，向全球釋放中國的物品，換回更多的銀子。然而歷史無法假設，英倫三島蒸汽技術的發現與運用，讓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中國如何應對這樣的人類歷史大變局，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
工業化形成巨大的產能，巨大的產能需要巨大的市場。但是中國在過往幾百年的全球化過程中，主要是世界消費品的生產者、提供者，中國對西方物品並沒有太多的消費需求，更沒有消費衝動和消費習慣。於是在十八世紀，中國的富裕達到歷史高點，而與此同時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英國的貿易失衡也越來越嚴重。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英國政府於1787年派遣卡思卡特使團出訪中國，希望與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外交關係，以便更方便地處理雙方貿易問題。英國希望中國購買更多的英國紡織工業品，讓中英貿易趨於平衡，至少不能持續無限度地擴大失衡。公平地說，對正處於鼎盛時期的乾隆大帝而言，英國的要求並非不可談判。然而遺憾的是，卡思卡特竟然病逝於前往中國的途中。
歷史總是在偶然事件中發生劇烈變化。卡思卡特使團當年如果順利抵達北京，雙方談判，總會談出一個思路，即便不能解決問題但也不至於更壞。然而卡思卡特途中病逝，這個突發事件讓中英官方談判推遲了六年，一直到1793年，英國政府才派遣馬戛爾尼使團出使中國，馬戛爾尼的使命與卡思卡特幾乎完全一致。
可惜的是，歷史又一次被偶然事件劇烈衝擊。就在卡思卡特病逝途中兩年後，馬戛爾尼使團出發前四年，即1789年，在巴黎發生了將國王送上斷頭台的慘烈事件，此事件後來被稱為“法國大革命”。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年以及十九世紀前半期，比較公認的看法是法國陷入了政治動盪。而歷史所呈現的事實也是如此，整個歐洲因為法國的動盪而陷入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持續混亂，給歐洲給世界帶來了無限困擾。
中國當時並不知道巴黎發生的事情，鼎盛期的中國儘管與世界各國有貿易往來，但並不關心那幾十年世界發生的幾件大事：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這幾件大事不僅改變了西方世界，而且逆轉了中國歷史的趨勢。
在傳統敘事中，一般將馬戛爾尼使團的失敗歸結為文明衝突，或禮儀衝突。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但並不是全部原因。我們現在可以補充的是，第一，根據馬戛爾尼隨員的記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國方面獲悉巴黎的消息後有自己的評估，把原本有可能達成的中英妥協予以擱置，“法國的動亂促使中國官方加緊提防。假如特使攜帶禮物在法國國內未發生暴亂以前來，遭遇到的困難要比現在少得多”。
第二，即便僅從商業角度而言，中國作為貿易失衡的獲利方，一方面具有擴大進口、拉平失衡的責任，但另一方面確實沒有平衡貿易失衡的內在動力。期待通過談判使貿易平衡，這對於享有巨大貿易順差的一方來說實在有些強人所難。
又過了二十三年，英國政府於1816年再派阿美士德使團出訪中國，其使命與卡思卡特、馬戛爾尼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但是阿美士德照樣失敗了，說出來的理由依然是禮儀衝突。
其實從商業的角度看，英國人喜歡中國商品，但中國人不需要英國工業品。中國人並沒有強買強賣，逼著英國人買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和大黃，而是中國商品因質優價廉贏得了市場，這是自然形成的。中國政府沒有刻意傾銷，更不存在政府補貼，因而英國不可能通過談判去解決中英之間嚴重失衡的貿易問題。
和平談判無法解決貿易失衡問題，於是英國稍後便在交易的商品中添加了鴉片。鴉片貿易讓中英貿易失衡有所改善，但這種貿易實在屬於罪惡，因而中英雙方的敵意不斷積聚，終於引發了1840年的軍事衝突。之後就是“五口通商”，中國被動開放了五個口岸。所謂“近代”中國，也終於就此起步。
五口通商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與日本的“黑船事件”極為相似，都是國家允許自由貿易的開始。
自由貿易的部分實現解決了中國歷史上積累了幾百年的大問題，困擾明清兩代的倭寇走私不剿而終。儘管五口通商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空間，不論中方，還是與中國貿易的各國，都有進行調整的需求。後人，包括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都指責清政府在五口通商之後不去積極改革，沒有像日本那樣見賢思齊，轉身向西，脫亞入歐。這種指責從情理上可以理解，但從歷史主義的立場看則意義不大。
第一，五口通商所要解決的是經年積累的貿易失衡問題，是外國商品能否通過合法途徑進入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通過五口通商都解決了，因此當時朝野對《南京條約》才有“萬年和約”的評估。
第二，現在呈現的史料表明，五口通商前後，只有極少數人如林則徐、魏源等人意識到西方人有些東西是可以學習的，這種看法其實就是中國知識人對“一事不知以為恥”的落實。即便按照魏源稍後《海國圖誌》的提示，也只是“師夷長技”。那麼什麼才是“夷之長技”？這也必須給予仔細分梳，而不是泛泛地去學西方，更不是去改革。如果說有什麼體制自信、文明自信的話，那麼鴉片戰爭之後不高估對手，不自輕自賤，可能就是這種表現吧。
或許正是受這樣一種心理的驅使，中國並沒有在五口通商之後沒完沒了地懊悔、抱怨，老百姓的日子該怎樣過還怎樣過，太陽照常升起。只是過了十幾年之後，隨著時間推移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問題，中外都覺得五口通商及其相關協議有調整的必要。而這種調整，不是收回、收縮，或終結，而是在五口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通商口岸。這是西方的要求，其實也是中國非五口區域官民的普遍看法。從外國人的立場看，五口通商讓他們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預感到中國可能成為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中心和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他們真誠希望中國擴大市場的開放規模，並讓開放的過程更加簡單，更合乎全球經濟的一般規則。
從中國非五口區域官民的立場看，他們可能並沒有外來者想像中的排外。五口通商給這五個地區帶來的機會、富裕，也讓周邊非開放區域的民眾想盡辦法湧進這些口岸尋找商業機會。生活是最好的老師，他們在不一樣的生活環境中很自然地得出自己的看法。中國更多的開放並不是一個根本不容討論的問題，否則就不會有1858年的《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中關於中外通商口岸的調整其實還是一種可管控的有序開放，但遺憾的是，清政府與英法談判失敗，導致結果再次訴諸戰爭。英法聯軍進入北京，火燒圓明園，中國被迫與諸大國分別達成《北京條約》。《北京條約》不僅全盤照抄了《天津條約》的規定，而且滿足了英法兩國更多的訴求。
不過也應該看到，《北京條約》讓僵持近百年的許多問題得以化解，中國終於堂而皇之地開始重塑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各大國迅速向中國派遣公使，中國的領導層也開始與外國人直接打交道，這對於中國理解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格外重要。
清帝國當時面臨的最大壓力並不是來自外部，在與各大國公使，甚至軍方領導人的交往過程中，清政府大臣諸如恭親王奕逐漸對外國人產生了好感。他也向外國公使表達了中方的苦惱，特別是如何平息已持續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運動，恭親王奕很願意聽取各國公使的建議。俄國公使答應可以出兵協助，而英國公使私下勸說恭親王奕不要接受俄國公使的建議，而應該按照西方各國的方式整飭軍隊，發展軍事工業，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決問題。權衡利弊後，清政府接受了這樣的建議，於是開始了自己的強軍工程；為了強軍，於是有了第一批西方式的軍事工業，有了最早的海軍教育，有了造船業。由於那時一切都掌控在政府手裡，與這些強軍工業相關聯的任何輔助型工業，也都由政府一手壟斷，因此我們看到這個後來被稱為洋務運動、自強新政的變革，就帶有濃厚的官僚體制色彩。
洋務運動開始不久，太平天國運動很快也結束了。之前創建的這些軍事工業畢竟都是大清的財富，不能隨之收攤，於是以強軍為訴求的自強新政繼續存在和發展，並漸漸演化成了一場工業化運動。中國終於因這些機緣巧合從原來的農業文明中走出，開始構建自己的工業文明、城市文明。
在這場工業化運動中，後世的檢討與抱怨都是認為中國沒有像同時代的日本那樣從政治變革、社會變革、教育變革方面入手，只是學習了西方的一些皮毛，而忽略了西方富強的根本，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集中精力批評這個時代的指導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假如實事求是地複原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的發展，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的自強新政由於不學西方之“本”，只學西方之“末”，只在堅船利炮、聲光電化上下功夫，因而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日本相比，是遠高於日本的。
1871年和1885年，主持洋務的李鴻章與日本外交代表有過坦誠的談話，李鴻章並不認為中國埋頭髮展經濟，發展軍事，淡化政治、社會、教育改革有什麼問題。而且事實是，僅僅用了二十年時間，清帝國就從根本上扭轉了十九世紀初國力開始下滑的趨勢，1890年前後，清帝國的經濟總量、軍事實力，尤其是現代化的海軍力量，被各國測評為亞洲第一，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應該說在那幾十年確實獲得了巨大發展。那時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除極個別人外，大都認同洋務新政的發展模式，張之洞甚至到了1898年仍然在他的《勸學篇》中重申應該堅持“中體西用”的既定原則，不要因為甲午之敗而動搖。
問題在於，甲午之敗給中國人最大的刺激就是這個“中體西用”的方針，嚴復、梁啟超等人將之描寫得一錢不值，稱它耽擱了中國幾十年，於是在甲午之後，因戰敗而有了維新、變法、新政、憲政、共和，直到民國成立。甲午之後不出二十年，中國就走完了西方國家如英法兩國走了幾百年而沒有走完的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中國是在懸崖上行走，命懸一線，一點也不為過。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到另一種風景，甲午後的一切變革幾乎沒有一個走完全程，維新時代還沒有結果，急劇的政治變革發生了；政治變革還沒有頭緒，排外主義萌生，中國轉而實行新政，進而憲政；憲政變革本來排出了日程表，一環扣一環最多拖到1915年，中國就可以開國會，制憲法，實行憲政；然而就在將要踏進憲政門檻的時候，國會請願運動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提前開國會。於是乎，“計劃政治”變成了“應對政治”，朝野互動變成了野馬狂奔，一場又一場的變革疊加在一起，不是促進了變革的良性，而是人為製造了混亂。聖人所謂“欲速則不達”，用在分析近代中國的“疊變”，最合適不過。立憲黨人為了挽狂瀾於既倒，要求清廷提前幾年立憲，結果呢，清帝國直至結束，也不知立憲在何處？
其實，一百多年之後重新檢討中國走過的路，我們這些後來者一方面固然有資格指責那些歷史人物的失誤、見識與決斷，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一切果必有其因，因果關聯，是我們檢討歷史的一個重要準則。
歷史走到甲午，中國幾十年的發展成果近乎歸零，特別是舉三十年國力精心營造的北洋海軍毀於一旦，令人痛心。但痛定思痛，中國重新出發，維新變法、新政、共和，這都是歷史的邏輯展開，“三千年未有之巨變”，至此才真正拉開了序幕。只是越往後，疊加的問題越來越多，變革的壓力越來越大。終致形成病重亂投醫的態勢，一場變革還沒有結束，沒有見效，另一場變革另一個思路又呼之欲出。於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歷史的長江三峽，濁浪逐天，狼煙四起，卻猿聲依舊；歷史敘事增加了無數的內在緊張與曲折，然而回眸一顧，似乎還在出發的不遠處。儘管已有許多質的變化，但人們有權利不滿足。
這本書所要描述的就是這一段序曲。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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