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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3
編案：2012年9月起，中國大陸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應交大社文所邀請，以國科會講座教授的身分講學半年，開設課程「現代早期思想與中國革命」，本刊收錄的文章正是他課程最後的總結。對他而言「中國革命」意味著一八八○年以降至一九二○年代極具原創性、豐富、多元的革命性思潮，早期的思想者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中相互呼應，尋找與現實接軌轉化中國的可能性，這些開創性的想法在爾後的政治革命中逐漸流失、為人淡忘，但是在面臨當前思想困境時，或許能夠成為關鍵的參照，點燃起照路的明燈。課程中，王老師承繼他過去魯迅研究的方法，調動他擅長的文本細讀，將思想者置入共同分享的歷史精神結構之中，解說了思想內涵的來龍去脈。一學期下來，聽課的無論是年輕學子或是思想界資深的同仁，都受惠良多，打開了一扇通往早期現代的窗子，我們期待這個思想資源在未來能夠產生尋找出路的參照作用。收錄此文與讀者分享。
今天﹝2013年1月11日﹞是最後一次課，主要是集體討論。但上次課上，光興老師問：為什麼這本《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下冊）會有「靈魂的深」這一節；劉紀蕙老師則建議我講一下為什麼要重新梳理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因此，我先來完成這兩個任務，然後請大家發言。
粗略來說，「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可以分成兩大部分：一個是處理「中國人的外部事務與問題」的，在這方面，形成了很多新的議題，例如「三千年未遇之變局」、「革命」、「立國之本」、「社會主義」、「農國」、「世界革命」，等等；另一個是處理「人生的內部事務與問題」的，這方面也有不少新的議題，例如「愛情」、「靈魂」、「人與人的隔膜」，等等。
思想的側重面不同，議題不同，思想所藉以呈現和表達的形式也就不同。現代早期中國思想的文字文本，並不只是我們課上選讀的這些政論和理論文章，還包括小說、詩歌和大量現在叫做「散文」的篇章。這些通常被歸入「文學」的範圍，但其實也都是「思想」領域裡的重要文本。比如，要呈現那一時期中國思想對「革命」的理解，魯迅的《阿Q正傳》是不能略過的；講20世紀初的「大同」思想，以《新中國未來記》領頭的一些「理想小說」，也該列入必讀文目。
當然，我這個「外部」、「內部」的區分，只是為了說話方便，它們實際是深刻關聯、相互制約和滲透，不能截然兩分的。
這麼來看，如果要完整地講述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或者說為它編一部相對完整的文選，就應該將上述兩個部分都包含在內。可是，在選文和上課的時候，我都沒有這麼做，而是將絕大部分時間和篇幅，都用來呈現這個思想的處理「外部」事務的方面。為什麼？
一個明顯的原因是，過去幾十年，至少在中國大陸，對於這個思想的處理「內部」事務的一方面，學界的著述和教科書都講得比較多，魯迅研究就是一個例子，而對世界大同、立國之本、革命、農國等等，就明顯講得少。當然，要解釋一句，我所謂「講得少」，並不光是指論述的字數，也是指講得比較狹隘、比較偏，即便長篇大論、囉哩囉嗦，如果始終只在幾個小範圍裡轉，那也還是講得少。可是，如果不能比較全面和充分地理解現代早期中國思想的前一個方面，我們其實是很難明白它的後一方面的，即使只是為了理解那個時期的思想者是怎麼談愛情、談生命、談隔膜、談絕望，你也必須搞清楚他們是怎麼談革命、談國家、談社會、談世界的。
當然，側重一面的同時，也該給另一面留出線索，這就是為什麼在選編這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的下冊的時候，我們選了魯迅的四篇文章，單立一輯，並以他的短語「靈魂的深」為輯名。這既是提示：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並非只有處理中國人外部事務的那一面，也是建議：要理解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應該讀一點現代文學。不過，沒有選收他的小說，我們這個建議的聲音，是不夠響亮的。
當然，之所以將編書和講課的重點集中在一面，也還有現實的原因，這恰好與紀蕙老師派給我的任務相關，就併在一起說了。
我為什麼來這麼編書和講課，原因之一是不滿：對這些年中國大陸的思想和精神狀況的不滿。這個不滿不只是針對別人，也針對我自己。
從兩方面來解釋這個不滿。首先是不滿於公開──包括網路上──的思想辯論，這一點我在文選的序言裡說過，ii今天簡單地再說一下。
一九七○年代晚期「文革」結束，很快就形成了探索社會新方向的氣勢。至少到一九八○年代初，可以說主要的思潮一直是指向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而非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當時的年輕人熱烈捧讀的，不只是來自英美西歐的書，更有不少來自東歐的書。我個人印象最深的一本，是亞當．沙夫（AdamSchaff）的《處在十字路口的共產主義運動》（TheCommunism movementatthecrossroads），他曾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共）的政治局委員，後來被開除出黨。類似這樣的書，當時在中國大陸有不少。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後期，由於各種原因──在此不細說──人們對共產黨自我改革的信心大幅下降，思潮也就開始轉向，電視政論片《河殤》風靡一時，標誌了「走美國道路」思潮的大興。這股思潮差不多洶湧了二十年，官方的所謂「與世界接軌」、「三個代表」等等說法，實際都是這一路，只不過沒有把話說穿而已。
到了二○○○年代初，各種狀況──也不細說──碰撞到一起，激起了一股與「美國道路」反向的思潮，這思潮內含許多成分，絕不單一，但其中聲勢較大的，是所謂「毛派」，它重新打出毛澤東的旗號，甚至要為「文革」正名。
與此同時，到了二○○○年代中期，另一股以「中國模式」和「大國崛起」為核心符號、很容易讓人覺得有「國家主義」氣味的右翼思潮，也迅速膨脹，直到今天。
這就形成了今日中國大陸思想論辯上的「三方混戰」：要走美國道路的，要返回毛澤東時代的，和揮著「中國模式」的大旗、覺得自己正好好地在「大國崛起」的。
這樣的「三方混戰」，在中國大陸形成了最近二十年沒有過的思想論辯的活躍氣氛。但惟其活躍，思想視野的窄小，歷史縱深感的缺乏，也就暴露無遺。這麼一個大國，人這麼多，又是處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如果思想界的視線只盯著中國自己，只盯著現在這幾十年，只是跟過去最糟的一段時間比，只是跟國外的那些糟糕的情況比，未免太小家子氣了。
我的不滿的第二個矛頭，是指向當今大陸社會的一種很主流的集體心理狀態。舉兩個小例子。一個是差不多十年前，在咖啡館跟朋友聊天，當時山西正發生嚴重的礦難，死了不少人，可在座的一位散文家，名校畢業，小有名氣，卻公然說：「別談這個好嗎？我現在對這類事一點興趣都沒有，關我什麼事啊！」另一個例子是前不久，在一個討論城市化問題的會議上，我說：「根據市政府的資料，上海的已經造好的住宅面積，分攤到每個戶籍人口，是35平方米，這比香港和東京居民都多啊，上海現在不應該再造住宅樓了，應該停下來，將錢和人力都用來重新分配房子，現在少數人有太多的房子，弄得另外的許多人沒房子住，這就是個分配的問題啊⋯⋯」我還沒講完，現場一片笑聲：「你太天真、太幼稚了！」「這怎麼做得到？不可能的，根本不應該去這麼想！」
這就是今天中國大陸的主流的社會心理。也許並不是不知道「人壓迫人、人剝削人」是不公、是黑暗，但覺得沒辦法改變，現實太強大了，個人太渺小了，我們不可能改變現實，能做的只是努力去適應現實。正是從這樣的思路出發，許多人甚至走到將「社會壓迫」、「階級鬥爭」看做是沒有意義的偽命題的地步：這樣的事情，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以後也很難改變，那幹嘛還去關心它們、談論它們呢？這些不應該是思想和學術要關心的事，也不是一般過日子的人該關心的事：這樣的心態，在社會上，甚至學界內部，似乎是越來越普遍。
中國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狀況，原因很多──這裡沒時間細說──但至少到此刻為止，我和另外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沒法接受這樣的狀況。我是讀著魯迅和19世紀的俄羅斯小說長大的，又經歷了從「文革」到「六．四」的各種刺激，儘管也悲觀，卻還是相信人的生活不應該這樣。這個「相信」不完全是出於主觀願望，我以前是做現代文學研究的，知道一些現代早期（一八八○至一九四○年代）的歷史：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和思想界就不是這麼視野窄小、只看中國和眼前的，儘管這樣的人也很多；那個時候的社會心理也不是這麼普遍犬儒勢利的，儘管糟糕的人也一大堆，但畢竟有一些進步和健康的社會共識，例如「人不能壓迫人、不能剝削人」，在到處起作用。如果沒有這些共識，沒有這些共識得以形成和保持的社會條件，中國是撐不過一百年的這麼多打擊的。
正因為有這樣的不滿和「相信」，又是這樣的學術出身，我就近乎本能地要返回中國的現代早期，甚至更早一點的龔自珍的時代，去看看那個時候的思想家和革命者是怎麼思想、又怎麼行動的，也去看看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是怎麼形成和發展那些進步、健康的社會共識的。我覺得這段歷史裡面，有我們今天需要的思想和精神資源，而且是比西方的批判和革命理論更切身的資源。
現代早期的中國歷史並不是只有這些讓我今天眼睛一亮的部分，它同樣充滿各種令人痛苦和沮喪的內容，我們今天遭遇的許多壞東西，有一部分的根子就是在那個時代形成的。但是，惟其如此，就更要著力去梳理那些衝突和鬥爭的過程，去了解那些讓我們今天眼睛一亮的思想和行動，是怎麼在跟各種消極和黑暗事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無論是要在「三方混戰」的局面中開拓另外的想像未來的方向，還是要衝破消極的主流社會心理的束縛、實地展開改善現實的行動，我們今天迫切需要的，都是那種能催人在逆境中奮起的思想和行動力，而在現代早期的那一段充滿艱難和曲折的歷史中，正能看到這樣的力量的興起和壯大。
目前，我用「中國革命」來概括這樣的力量。我甚至覺得，「中國革命」所指向的方向，就是我們今天想像中國和世界未來的時候，應該參考的最重要的座標。
這也就要說到原因之二了：我們今天如何理解「中國革命」。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你一提「革命」，許多人就會反感、至少是很疑慮。我能理解這樣的反應，十年前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但是，這樣的反應包含了一個誤解，就是將「中國革命」，與「毛澤東式的革命路線」，混為一談了。
說明一句：我這裡說的「毛澤東」是一個比較寬的概念，不僅指他一個人，也指跟他相類的一大批人。
簡單來說，我的看法是，第一，「中國革命」是一個比「毛澤東式的革命路線」範圍大得多、也深厚得多的歷史運動，「毛澤東式的革命路線」只是它的諸多產物之一；第二，今天大陸的現實，說明「中國革命」確實遭遇了嚴重的失敗，而這個失敗的關鍵原因，就是「毛澤東式的革命路線」，正是這條路線的變質──即革命者變得跟革命對象越來越像，用「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詞來說，就是「形左實右」──造成了整個革命的至少是階段性的大失敗。
附帶說一句：最近十年，少數歐洲左翼學者重新正面引用毛澤東的文章詞句，來為他們的思想鬥爭服務。這無可厚非，他們遠在歐洲，大半不通中文，借用「文本的毛澤東」為論述工具，就像我們用「文本的馬克思」或「文本的甘地」一樣，沒什麼大問題。但是，身為中國學人，活在這樣一個許多方面是直接延續了毛式路線的社會後果的現實當中，我們卻不能這麼做。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毛澤東」絕不只是幾卷文本，而是至少六、七十年的歷史巨變，在一些根本的方面，我們至今仍活在這個巨變造就的社會狀況之中。所以，如果只是文本地對待「毛澤東」，像那些歐洲左翼學者一樣，將某些文句直接抽出來用，那多半是害了自己，也誤導別人──首先是那些對毛式路線直接主導的時代缺乏了解的年輕人。
那我們該幹什麼？從思想和社會分析的角度看，至少有這麼幾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大致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動因和基本形式，把握它的整體輪廓，不要繼續把它大幅度縮小，等同於毛式路線及其支配的革命和變質過程；其次，仔細分析在逐步展開的過程中，中國革命是怎麼孕育出「毛澤東式的革命路線」的，當然，中國革命的母體並不只是產下這一個小孩，前前後後還產下了許多別的小孩；再次，要解釋為什麼毛式路線最後能把別的小孩，包括其他路線的馬列主義和共產黨人，都比下去，獨領風騷，成為中國革命的首席代表。
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取得國家政權，穩定執政，光靠「槍桿子」是不行的。即便袁世凱，也不是光靠北洋新軍就當上大總統的，他必須逼退清帝、宣誓效忠「共和」，才能獲得政治和文化的執政合法性，坐穩天下。而中共執政的政治和文化合法性，主要不是取自「馬列主義」──在一九四○年代，大體知道並贊同「馬列主義」的中國人是很少的，而是「中國革命」：當很大一個數量的中國人，尤其是多數讀書人，都認定中共──而非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第一代表了，它的穩固掌權，也就順理成章了。1949年，為什麼社會中上階層的許許多多人，明明對馬列主義有疑慮，依然留在大陸，不肯去台灣和海外？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模糊地覺得，共產黨不只是共產黨，它還代表了中國革命。
上面這些工作有了初步的成果，再往下要做的，就是對我們今天來說是更切要的工作了：解釋毛式路線在統領全局、大舉展開之後，是怎麼一步步陷入困境，以致其所推動的社會運動逐漸變質，最後失敗。
當然，這麼一步步分析的根本目的，絕非是要得出消極的結論：你看，革命不行吧，還是乖乖當資本主義的順民好！相反，檢討變質和失敗的目的，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因為，說得粗暴一點，這個世界所需要的，恐怕還是全盤革命，重新來過。過去的革命形式和手段，可能多數都要改過，不能再用，但革命的目的：消滅壓迫和剝削，卻是必須堅持的。前面說「中國革命」是我們想像未來的最重要的參照，就是這個意思。
最後再說一點：怎麼理解「現代化」。在我看來，這是對一個歷史過程的命名，這個歷史過程，說得粗糙一點，就是各種機緣湊合，讓西歐某一塊地方形成的某種社會力量，獲得了向地球上其他地方擴張的勢能，而隨著這個擴張的展開，其他地方的社會就不得不改變自己的運行習慣，來適應這個擴張。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現代化」有什麼歷史的必然，也不認為，如果沒有來自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非西方地區自己會長出現代化的萌芽。
一旦「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在地球上全面鋪開，最初啟動它的那些機緣湊合的因素，就不可能繼續有效地約束它，因此，整體來說，「現代化」也是一個人類不可控制的過程，就像它之前的那些類似的過程──例如蒙古人長達四、五百年的全球擴張──一樣。
這個「不可控制」的一大表現，就是所有被捲入其中的社會都安頓不下來。那些非西歐社會是這樣，它們被迫改變自己來適應「現代化」，但即便把自己改得面目全非，多半也只是暫時適應，它們自己卻並不真能在這個面目全非的狀況中安頓下來，越是那些歷史比較久、體量比較大的社會，要在新狀況中安身就越難，你看中國好了，曲曲折折了一百五十年，到今天，「國家向何處去」，依然是困擾中國人的頭等大事！
不過，那些所謂在「現代化」過程中「先發」、「先進」的國家，也一樣安頓不下來。一旦「現代化」搞得天下大變，它們原先賴以「先進」的條件相繼喪失，它們也會面臨在新的世界狀況中如此適應、「向何處去」的難題，今歐洲的那些過氣強國，莫不如此。而如果處理不好這個難題，它們也會越走越苦，甚至像當年的蒙古人那樣，遭遇滅頂之災。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革命，做為中國人回應「現代化」難題的一個頑強的思想和社會運動，它先天地就不只是關乎中國，而是同樣關乎整個世界的。現代早期的許多論述，都將這一點說得十分清楚：中國的未來，是和整個世界的未來緊密相連，前面並沒有現成的路，必須大家一起探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的主流，或者說那一時期的中國革命的論述，是抓住了整個現代世界的根本問題的。
2013年1月11日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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