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歷史的種種變動，受留學生的影響很大很深。
日本雖然並非中國派遣留學生最早的國家，而是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才正式開始，但到了廿世紀初期，由於交通的便利、文化的接近，乃至費用的低廉，卻有顯著的增加。因此，到了清末，特別是民初以後，對於中國的文化、政治、軍事，乃至文學，日本留學生都發生了顯著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有好有壞、有正有反，例如主導五四運動的幾位核心分子是來自日本，而使中國長期陷入軍事統治泥淖的也是來自日本一個小小士官學校。
雷先生在國內所受的學校教育，只到浙江省立第三中學為止，一九一六年在該校畢業後，便到日本去留學，直到一九二六年才結束。所以，留學日本十年，是雷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學生生活，而現在所出版的《我的學生時代》的回憶錄，記述的正是這一段時期。
其中<明寮一年>，是回憶第一高等學校中國特別預料的生活。<八高三年>，是回憶第八高等學校的生活。<京都帝大三年半>，是回憶京都帝大的生活。
十年不是一段短暫的時間，何況這十年正是雷先生狂熱求知的階段，不僅思想正逐漸成熟，而且理想正逐漸建立。所以，在日本十年的留學生活，對於他回國後所執著的政治主張，所獻身的政治活動，顯然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例如在八高求學時期，講授東洋史的栗田元次，對中國人的高度歧視和鄙視，便給他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在京都帝大求學時期，講授殖民政策的山本美越乃，對中國所顯示的侵略野心，也給他留下十分深遠的刺激。他之所以由十年留日而回國後堅決反日，很容易從回憶錄中找到答案。
又如在京大求學期間，正是日本若干高級知識分子宣揚所謂「憲政常道」的時期，講授「國法學」的森日繁治，對於民主的堅定信仰，特別是對於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重視，對於軍人干政的反對，便對他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在京大畢業後又進入相當於我國研究所的該校「大學院」深造時，便是由森日繁治擔任指導教授而專攻憲法。他來臺時之所以倡導自由中國運動，堅決反對軍隊黨化，乃至毅然領導組織中國民主黨，也都很容易從這部分回憶錄中找到答案。
在雷先生有關學生生活的回憶錄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學生時代救國活動的回憶>。在這段回憶中，除掉早在浙江省立第三中學先後兩次參加反袁的學生運動外，最主要的，是有關一九一八年參加的留日學生集體罷學歸國運動。
只要稍微讀過一點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高潮，但也有不少人忽略，早在五四運動前整整一年，也就是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所發動的集體罷學歸國運動，實在是現代中國學生運動的前奏乃至開始。關於這一運動的背景如何、經過如何、結果又如何，雷先生是當時積極參與的重要分子。所以，他的回憶，提供了很珍貴的直接史料。
當這次運動失敗後，雷先生又重回日本繼續苦讀時，根據反省的結果，卻猛然發現了一連串的問題：「我為什麼要中途放棄學業？留學生總會為什麼要決議『罷學歸國』？而在背後策動的國民黨黨部和專搞學生運動的人，又為什麼來這樣一個荒謬絕倫的舉動？」
由此可知，國民黨的青年販子，實在只是利用青年學生的純潔反日情緒而已！讀到他的這段回憶，我就很自然的想起自己在四十年前的慘痛經驗。抗戰結束後的全國性學潮，雖然主要有三波，但一九四七年的五月學潮，顯然是第二波的高潮。當時我正在上海讀大學，會經親眼看到國共雙方如何不顧一切的利用學生做政治工具。而我正在上海的青年軍同學，就是在蔣經國親自座鎮金神父路三青團上海支團部指揮的情形下，參加所謂平定學潮的工作，實際上成了國民黨的政治工具，還自以為是在維護正義。所以，雷先生這部《我的學生時代》的回憶，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也是一面亮晶晶鏡子。
—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一日凌晨三點三十五分
編按：
介紹雷震之前，不能不介紹傅正。
傅正本名傅中梅，江蘇高淳縣人。
以下原文來自＂失落的民進黨＂作者鐘年晃。
以下是刪節本，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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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傅正
作者：鐘年晃
民進黨創黨以來，除了第五、七兩屆黨主席許信良是桃園的客家人外，其餘黨主席清一色都是本省籍。其實，在民進黨草創之初，不乏外省籍的同志，其中又以傅正、費希平最具代表性。他們兩人都參與了民進黨的創黨工作，更是黨內絕無僅有的外省第一代幹部，在民進黨草創之初的大陸政策與族群融合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傅正是中國民主政治史上，唯一參與兩次組黨運動的民主先驅。傅正走的那一天，民進黨中央通令全國各地方黨部降半旗致哀，全體黨工在辦公室默哀一分鐘，以表達對傅正教授為台灣民主運動奉獻的感念與最高的敬意。
傅正本名傅中梅，江蘇省高淳縣人。一九四四年響應國民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
日後，傅正談及他無怨無悔地投身民主運動，動機正是來自從大陸撤退來台的所見所聞。
「那是因為從大陸逃難到台灣的過程中，我目睹太多人民生活困苦暴死，甚至舉槍自殺的慘境。這經驗使我相信，民主憲政才能使人免於槍桿子政權的毒害。』
公開反對蔣介石
傅正公開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公然挑戰蔣家的統治威權。這些文章言論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也許俯拾皆是，可是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極權統治下，發表這些文章可是冒著隨時在半夜裡「消失』的生命危險。傅正之所以得到民進黨內老、中、青三代的推崇，正緣於他這種知識分子的一身傲骨，也正是當今政治人物所欠缺的。
雷震與傅正相繼被捕，震驚一時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也就胎死腹中。雷震後來被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等罪名判刑十年，傅正也被判處「感化教育』六年三個月，於一九六0年九月四日入獄服刑。只是，這場牢獄之災並沒有擊垮傅正對民主政治的堅定信仰，時隔二十六年之後，他又推動另一個反對黨的誕生－就是現在的執政黨－民主進步黨。
傅正出獄後沈潛了一段時間。分別在東吳大學與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已升格為世新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當時黨外大老郭雨新的祕書、現任高雄市長陳菊就是傅正的學生。
「老師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熟悉無比，上課幾乎不必看講義。』陳菊回憶當年上課的情景，「只要提到近代史上的腐敗，老師一定嚴厲批評，但是對當下國內政情，老師卻絕口不提。』當年的傅正表面上似乎對政治已經心灰意冶，然而心裡愈挫愈勇的火苗正在燃燒。
一九七九年雷震去世，同年底，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這兩件事情將傅正心中燃起的火苗，一瞬間變成足以燎原的熊熊大火。
雷震去世後，傅正眼見台灣民主運動仍停留在當年的《自由中國》時代，才剛成形的美麗島政團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他毅然決然地決定扛起雷震留下的民主上十字架，重新投身反對運動。
一九八六年二月，剛因為美麗島事件重獲自由的陳菊與傅正在台大校友會館見面，師生聊起這些年來的際遇。傅正對陳菊因為反抗國民黨而坐牢大有欣慰之意，畢竟「叛亂』的老師沒有教出太「溫馴』的學生。
同年七月初，傅正以替陳菊接風為名，在周清玉家附近的「御龍餐廳』宴請十個人吃飯，飯後一群人到周清玉家聊天。誰都沒料到，影響台灣近十幾年政治發展的民進黨，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誕生的。
十人祕密小組
「民主進步黨』的名字就是在當天決定的，同時還成立了十人祕密小組，每周五下午聚會一次，討論組黨事宜。十人祕密小組的成員為傅正、費希平、陳菊、尤清、周清玉、黃爾璇、江鵬堅、張俊雄、謝長廷、游錫堃，黨章、黨綱的研擬由尤清、傅正、黃爾璇、謝長廷等人負責。他們彼此約定，不得打電話聯繫、不得缺席、不得對外洩露小組的存在。就這樣祕密運作了兩個多月，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在圓山飯店正武成立，傅正正是一手改變台灣近十幾年民主運動史的重要人物。
「雷先生，我們二十六年前組黨的理想，終於在前幾天實現了。』在民進黨成立後數天，傅正獨自來到南港墓園內的「自由墓園』，他站在雷震的墓前說:「民進黨終於成立了，這證明當初我們的理想並沒有錯，只是晚了二十六年，您當初所付出的代價，今天總算得到了收穫，您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民進黨雖然創立了，但是傅正並沒有忘記當年並肩作戰的老戰友雷震，特地來到他的墓前，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傅正對雷震的感情尚不止於此，雷震去世後，身後事幾乎全賴他一人處理，多年後，《雷震全集》問世，這也是傅正對雷震一生嘔心瀝血的寫照。一九八八年，傅正回大陸探親，才離台不及十天，就接獲警總焚燒《雷震回憶錄》的消息，他顧不得探親，立刻返台處理，並要求為雷震翻案。傳統知識分子間的相知相惜、肝膽相照，在傅正身上表露無遺。
傅正後來擔任民進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仍不改認真負責的態度，每次開會一定都是最早到，誰沒有來、誰說了什麼話，他都記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黨內也博得「太史公』的封號。
傅正對民進黨的貢獻，除了創黨時期的運籌帷幄外，最重要的就是省籍上的意義，並且使民進黨在中國政策上有更寬廣的思考空問。
反對台獨的傅正，可以接受民進黨「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的訴求。他對民主政治的堅持，使他可以揚棄狹隘的意識型態包袱，可以與一群文化背景截然下同的人共同奮鬥、奉獻，這樣的胸襟與氣度，正是當下政治人物最欠缺的。
堅持理想與清流
傅正以外省籍的身分得到民進黨員的尊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堅持理想與清流。現任民進黨立法委員張俊宏於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日在《中國時報》刊登過一篇紀念傅正的文章，其中一段文字有相當精闢的分析：
「台灣在光復後，台灣人以強烈而空虛的心情投入祖國的懷抱，結果這種興奮是很短暫的，台灣人很快地發現:異族的日本人實在是比祖國更現代化，也更
合理，這種心情實在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心理背景。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對祖國高度的幢憬變成強烈地懷念日本人，國民黨所帶來的惡質文化，也使得台灣人強烈地反對外省人。這種強烈地敵視，本來是很有可能演變成宗教武的敵對。但是這種可能演變成族群仇恨的大悲劇，並沒有在台灣發生，原因就是另一股清流的貢獻，而傅老師(傅正)正是這股清流中非常重要的一員。』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傅正因為胃癌病逝。
傅正一生，為台灣坐牢，也為台灣催生當時最大的反對黨，他對台灣的貢獻，遠比當前許多口口聲聲愛台灣的政客來得更多也更實際。
「台灣雖然只是我的第二故鄉，但台灣與我的關係遠超過第一故鄉，我愛台灣。』傅正這一生走得精采，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掌聲；付出許多，也沒有獲得適當的回報。唯一能夠慰他在天之靈的，恐怕只有當年他鼓吹的政黨政治已經逐漸成形，還有就是－他正長眠於他所愛的土地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