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 自由中國 1949.11.21 殷海光

1919年12月5日，殷福生誕生於湖北黃岡回龍山鎮的一個傳教士家庭。13歲那年，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帶到武昌，入武昌中學念書。初中時代，他不是獨佔鰲頭的好學生，桀驁不馴，讀書非常任性，有幾科功課不合格。伯父和父親認為他不堪造就，便強迫他在二年級中輟，送到食品店當學徒。他苦挨八個月後受不了，逃回家復學讀書。

高中時期殷海光便迷上哲學，十六歲便於《東方雜誌》發表文章，17歲念高中二年級時，就在正中書局出版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受到當時哲學大師金岳霖的影響與幫助，1938年考取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1942年大學畢業後隨即考取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專攻西方哲學。

1945年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

194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便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職，後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並擔任金陵大學講師，講授「哲學與邏輯」課程。

1960年，他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曾提供理論分析，認為組黨乃時勢所趨。同年更被《中國季刊》推崇為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為臺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者。^[1]當時其與經濟學家夏道平同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兩支健筆，因經常直論時政以致最終引起當權者的不滿。其中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最為有名。但是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

1967年，哈佛大學邀其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中國國民黨政府不允許其出境。當年殷海光因為言論帶有「毒素」而被逼離開臺灣大學，與青年人隔離，隨後凡是被冠以「殷海光的餘孽」的臺灣大學哲學系教師被停聘，人數之多幾乎使哲學系關門。而且殷海光生活起居也受到監視。他不堪身心雙重折磨，是年罹患胃癌，兩年後病­逝，享年49歲。

我和殷海光老師

我在台大念大一的時候，參加鄧維楨主辦的活動，認識了王曉波，郭正昭、王順、王拓、等多位朋友，王曉波帶領我去看望殷海光老師，那時候，老師的生活起居已受到監視。之後我再介紹一堆香港僑生朋友如邱立本，卓伯棠、黃錦滿、馮耀明等，經常去看望殷老師，在他的小客廳聽課，老師很喜歡我們這些僑生，第一，我們不在乎被監視，第二，我們每次從香港回台，一定會帶一些他最喜歡的三合一沖泡咖啡包，第三，我們聽課專心，第四，我們有一個特殊功能是任何本地學生都無法替代的，那就是私帶殷老師海外的書信來往。在香港，殷老師有一位在香港友聯出版社任職的林悅恆師兄，我們僑生回香港前，例必拜候殷老師，說明何時去香港，老師會委託我們帶信給林悅恆，信通常都是不封口的，老師會展開信的內容，給我們先看看，意思是說明並無特別秘密，然後放回信封。到香港，即轉交林悅恆，在轉去收信人，記得，很大一份是和林毓生的來往書信。回程亦然，我通常會先去見林悅恆先生，如有書信，則帶回。即沖咖啡那是一定有的。

到大二，和我一起去看望老師的是蘇慶黎，我倆是典型的南方人體格，個子不高，活力扎實，每當我和慶黎出現，老師總是特別高興，老師會端出咖啡和三片小餅乾，咖啡是他喝的，我們是清水，餅乾一人一片，不多不少。那時候台大已停聘，老師收入十分微薄，我們是窮學生，這三小塊餅乾，是老師最盛情的招待了。我和其他同學去，肯定沒有這高規格的招待。我和慶黎都很喜歡去看望老師的另一原因，由於老師的家居是左右無人的小巷，微弱的街燈在三十步之外，老師家門前小巷製造了一個十分陰暗完美的私人小空間，是兩人最自由冉冉的小天地。

老師給我們一輩最大的影響，是尊重知識，不空喊口號，面對強權而堅定不屈的人格感召。他教導我們：政治行為，要公平，透明，正義，不能以黨派利益為先，妄顏全體人民福祉於後；為政者，要眼光遠大，謀求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為最大目標，一旦擁有權力，就專制獨裁，鬥爭反對黨為主要任務的政黨，是沒有前途的政黨。言猶在耳，應為當政者戒。

撰文：何步正

依照這裏的用法，「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 」兩個名詞底意謂各不相同，前者所指的是「外在的(external)」東西;後者所指的是「內在的 (internal)」東西。據此，所謂「思想自由」 ，就是當作一種行為看的思想在外界環境中的自由 ;所謂「自由思想」，就是不受種種制約而獨立思想的能力。這一分別，對於我們現在所進行的討論甚關重要。

大體說來，在民主自由運動中，一般人所要求的思想自由，就是當作一種行為看的思想在外界環境中所應得的自由。外在的思想自由，與表達不能分離。我們所思所想的東西，常常希望藉著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在表達的時候，我們希望不受他人底限制，不受政治環境底干涉，尤其不受陰謀暴力底摧殘和威脅。一般所謂思想自由，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思想自由，既然與表達方式不能分離，所以，爭取思想自由，也就積極地表現而為爭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研究自由。

思想自由，對于人生的價值是很崇高的，對于人類文明或文化底進步尤為必須條件，我們簡直可以說人而無思想自由，個人底意見隨便為權威或暴力所抹煞，人底尊嚴便完全喪失，人也就不復為人，與一般沒頭沒腦的低等動物相差無幾，至多也不過是一工具而已。沒有思想自由，人類文明或文化必將由空息而枯萎而死滅，演變所及，人類殆將回返原始野蠻狀態。

假若「人為萬物之靈」這一句話因能提高人類底境界而發生實際良好的效用，那末這一句話是應可被接受的。在接受這一句話之後，我們不免要問 ，所謂「人為萬物之靈」究竟「靈」在甚麼地方? 在體力嗎?人類底體力不如牛馬，所謂「為萬物之靈」，其「靈」就在能夠思想。假若將人類底這一 點能思想的「靈氣」消滅，將與禽獸何異?人生有何特殊意義與價值?人既有了思想，常常不安於隱密在自己腦海之中，而是要將所思所想的，發表出來公諸大家，發表出來的思想結果，常常可能產生 廣大的心理動力效應 ( psycho-motor effect )，因而影響大衆底實際行為，有時甚至於能藉此把反應方向相同的各個個體組成一個運動。盧騷底人權學說之影響後世的民主運動，馬克思底學說之影響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都是顯著的實例。

人類文明或文化底進步與思想自由更有必須的關聯。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我們可以說，文明與文化興盛的時代，多是思想自由的時代。思想不自由而文明或文化能夠興盛，恐怕是沒有的事。中國在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異說爭鳴，知識份子互以智略見長，思想很是自由。因而在那個時代，中國學術思想開放瑰麗之花，而為中國後世學術思想開闢 一豐富的端緒。強秦併吞六國，一統天下，焚書坑儒，思想自由為之蜜息。秦朝底統一，是為後世統一底開端。緊接著秦代統一之後，漢代收拾民亂，繼承並鞏固了這個統一。漢代統一中國以後，探用董仲舒底原則，「罷黜百家，一尊孔孟」。自此孔仲尼底說教，就成為「國教 ( state religion )」，也就是成為正教(orthodox)。於是，其他的學說，都被當作異教(qaganism)，一概在被排斥之列。此後，中國底學術思想，除魏晉放一 異彩以外，大體上陷入既不前進又不後退的不生不死狀態之中，近百年來，遭遇到以「人定勝天，人類征服自然」為基本前題的海洋文化和工業文明，中國便破綜百出，反對「機變之巧」的孔子門徒，弄得人民幾乎失去自衛能力，生存困難，以致天下大亂。

在西方，未步入中古宗教統治時期以前，希臘人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泰理士(Thales)望洋而興歎，說「水是萬物之母」，勃洛太哥拉斯( Protagoras)自信地說「人是萬物之權衡」。辯 士們競立異說，互相質難，到處遊行演說，或以知識教人。這種自由言論，自由講學的風氣，蔚然形成燦爛輝煌的希臘古代文化，而且深遠地影響西方 後世的文明。但是，自第四世紀君斯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 定基督教為國教以後，基督教義逐步成為西方世界是非真理底準繩。 凡屬不合基督教義的思想學說，一概在被禁止之列 。「審訊(Inquisition)」是清除反教思想的有力制度。因而，中古時代的千餘年長久時期，西方人底智慧活動為之室息。學術思想很少進步。這種情形，到近代啟幕以後，經過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之出現，才被打破。

從上述東西歷史發展底長期過程中看來，可見思想自由，與文明文化底進步，有何等密切的關聯！

但是，獨裁極權的統制與思想自由是根本不能相容或同時並存的。這二者之不能並存，正猶之乎黑暗與光明之不能並存。要想實行獨裁極權的統制，必須消滅思想自由。因為思想自由存在一天，人智一天發展，知識一天進步，必至燭照獨裁極權統制之下的醜惡，必至揭露獨裁極權統制之下的黑暗，必至反抗獨裁統制對於人性理性與自由之桎梧， 發展所及，必使獨裁極權統治由動搖而瓦解而顯覆。所以，自來實行獨裁極權統制者，必先用盡種種方法來統制思想。

統制思想底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方法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是具體地以政治權威或陰謀暴力限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研究自由；或者藉秘密警察日夜偵伺。這也就是取消千千萬萬人民說話的自由，使大家變成有舌頭的啞吧，只有獨裁極權統制者享受說話的自由。他一個人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遠的例子且不必列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希特勒統制，現在一黨專政的蘇俄，陷入鐵幕之中的東歐諸小國，以及中國共產黨，等等，都是如此。

這一種方法，大多數的人都容易知道是不應為的，因此也很容易激起多數人底反感，由此反感可能產生反抗的行動。但是，第二種方式則不然。第 二種方式是藉限制甚或消滅自由思想來限制甚或消滅思想自由。這種辦法成功以後，你就根本不知有思想自由底需要。或者你底思想早已因受制約( condition)而失去自由，你自己還以為你底思想是自由的。這種方式比第一種方式激底得多，受其愚者常槽然不能自覺，同時，這種方式是將一組極其複雜的措施編組得使其發生一共同的作用，因而比較隱晦且不易在短期內察覺它底效應，所以也就不像第一種方式那樣易於激起多數人反感。這種方式，自古即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專制或極權者所探用，但是，沒有引起大多數人底注意。本身意義很善的宗教，就常常作了限制甚或消滅自由思想的工具。前面所述基督教自第四世紀至十五世紀千餘年間之支配思想，便是一例。

現代的蘇俄，替統制思想提供了最典型的範例。蘇俄統治人民精神生活之嚴密，亦若其統治人民經濟生活之嚴密。中國共產黨則一步一趨地步其後塵。蘇俄共產黨政府之統制人民思想，是限制甚或消滅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雙管齊下，互相為用，而其消滅自由思想則尤為激底。

如上所述，蘇俄共黨政權為要限制甚或消滅人民底思想自由，從限制甚或消滅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研究自由入手，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同時，他們又控制交通，封鎖電訊，對外形成一鐵幕，對內形成一真空，使內外知識交通阻絕。因此，蘇俄人民底思想自由大受限制，甚至於被消滅。這應是很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這只是蘇俄統制思想底有形方面。有形的藏幕是一望而知的。然而除此以外，在積極方面，蘇俄共黨政權更替人民建立精神的鐵幕，這一精神的鐵幕是不易察覺的，蘇俄人民自己則更難察覺。而且蘇俄共黨政權正在以武力或各色第五縱隊將這種精神鐵幕向全世界擴張。常常，在蘇俄共黨政權底軍事鐵幕擴張之前，被侵略的國家預先陷入這一精神的鐵幕之中，以致心理癱瘓，而不自知！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布爾希維克政權建立以來，三十二年之中，蘇俄共黨政權建立這一精神的鐵幕不遺餘力。俄國人民本有深厚的宗教情緒，他們對於希臘正教的信仰自第十世紀基輔王朝以來深植其根基。「自然向着抗力最小的地方走去」 。思想與信仰是易於走它底舊跡的。共黨政權成立以後，共產黨人就將神格化了的馬列主義，以政治，宣傳和教育方法向人民灌輸。於是，俄國人民底宗教情緒便被吸收到馬列主義的新拜物教中去，馬列主義的新拜物教逐取希臘正教底國教地位而代之了。

這一措施，對於蘇俄人民底思想之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我們通常總以為，即使你不讓我自由說話，不讓我自由發表意見，但是，我自己悶在肚皮裏想，總是自由的。因而，我固然沒有發表的自由，但總有不說話的自由，總有沉默的自由。

假若你在共黨統制之下懷抱這種想法，那未你就是太天真了!蘇俄與世界共黨連不說話的自由都不許你保有，連沉默的自由都不許你享受。因為，你即使不說話，他們會以為你是悶在肚皮裏作怪，也許是想著反對他們。這樣一來，難免一有機會，表現而為行動，那未他們底極權統制就不能穩固了。所以，他們要千方百計，連你肚皮裏悶著想的東西都消滅得乾乾淨淨。這真是巨古所無，中外未有的激底思想统制！

他們用甚麼方法呢?

我們底一意一念，都是被所與(givens)決定了的：或者說，都是有其原因的。如果你善於內省分析，你一定不難檢察出你底一意一念來源。在兒童時代，你底想法是藉著語言或表態由你爸媽或小朋友或周遭給你的。在青年時代，你底一意一念，除了上述的來源以外，又加上了教師或書報或擴大了的經驗範圍以內的事事物物。一直這樣下去。總而言之，你底稟賦，和所在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以及文化傳統，主要地決定了你底一意一念。

蘇俄共黨底心理政治工程師們---- ( psycho-political engineers ) 是深深明白這一層道理的。他們根據這種道理來作蘇俄獨裁者所需要的心理工程。自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他們除了毀棄一切舊有文化形式，並且藉著政治強力封鎖對外交通以外，他們就關起門來製造所謂紅色文化，所謂製造紅色文化，就是以適合政治要求為目標，利用人類心理上諸般弱點，拿馬列主義為外表，本乎詭辯的辯證唯物論製造一大套有系統的並得隨實際需要而隨時修改的謊話而已。他們要拿這一大套謊話來套住每一個治下的俄人，並且想進而套住全世界的人類。因為，不套住全世界的人類，總有人在外面拆穿其西洋鏡。這正類乎中國專制時代統治者之拿八股文章套住學人士子之腦袋一樣。不過辦法周密得多罷了。因此，蘇俄共黨底「學者」們，在共黨獨裁者底政治要求之下，英勇地根據馬列主義及辯證唯物論編寫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改寫歷史，甚至於自然科學(就這一點而論，希特勒黨人應自愧弗如)。呂申科(Lysenko) 居然更英勇地寬改遺傳定律。因為不如此寬改則其謊話總是有漏洞的。可惜他們尚無法把「自然之神 」拉到史大林底政治寶座之下！

在蘇俄，一切「真理」都得在政治權力前低頭！否則共黨不承認它是正理。

俄國共黨底這種辦法，就是從根本上將人民思想所從出的「所與」政治地規定了，也就是從根本上底思想底資據(data)預先政治地安排好了。 蘇俄人民底物質口糧不獨由共黨政府配給，而且精神上的思想資據都是由共黨政府配給。誰還能說蘇俄共黨不愛護人民呢?精神上的思想口糧配給好了，你再也看不到聽不著外界的東西。好吧，你要自由思想，讓你去自由思想吧！你想來想去，無論如何總離不開共黨政府規定的那份口糧的資料，你不是拿馬列主義來衡量一切，便是依辯證唯物論來看世界。這就是共黨口中的自由思想！所以，三十歲以下的蘇俄青年，想來想去，萬變不離馬列主義之宗：看來看去，世界總是充滿了「矛盾圖爭」，非打非殺就活不下去似的。我們親愛的毛澤東正在將蘇俄這一套妙法介紹到中國來哩!

蘇俄共黨底這一套統制思想底內在妙法，比前 一種外在強制法，是高明多了。這種辦法是不易察覺的。可是，它底政治勢力卻神不知鬼不覺地鑽到你底神經細胞裏來了。中國就受這種毒害不淺。許多「學者」不知這是一計，以為這是一種「學術思想」，幫起接受，廣為介紹。一旦這種思想與政治實力或陰謀暴力結合，那末為禍之烈，真不可勝言國共產黨是中毒的一幫，所以他們不愛中國，要愛俄國，他們瘋狂地破壞祖國，殘忍地蒭狗人民，更嚴格地統制思想，可是，受害的不止共黨而已。

這簡直是一種新的黑死病!這一種新的黑死病，正順著西伯利亞的塞流，藉著陰謀暴力，蔓延於中國大陸，擴散於西太平洋沿岸。這一新的黑死病來了，無論怎樣健康的人都會由空息而死亡。愈是有知識有頭腦的人，愈是受不了，所以，我們必須奮起抵抗，必須加緊防疫。

怎樣抵抗，怎樣防疫呢?自然，射擊戰爭是必要的。但是，僅僅從事射擊戰爭是不夠的。醫治這一黑死病之最根本的藥石是實行民主自由，只有民主自由裏所發生出來的新精神，新力量，新觀念，和新辦法，才能根除這一世界規模的黑死病。而實行民主自由底必要條件，就是要實現思想自由。

但是，要實現思想自由，必須首先能夠自由思想，這也就是說，要實現思想自由，我們自身首先不可沒有自由思想的能力。這種自由思想的能力，是獨立不倚的，不受任何權威或暴力之影響的。這種自由思想能力之養成，固需外界不給任何限制，在思想者自身，除了具備至大至剛之氣和必需的思想技術以外，還須有重經驗的(empirical)，分析的 ( analytical) ，懷疑的 (sceptical) ，試行的(tentative)，和少談籠統主義多談問題的重事件的(piecemeal)(雖然這是許多有求「全體」的習慣的人所不喜的)態度。具有這樣的氣魄，技能和態度的人，才可能養成自由思想的能力。

如果我們深進一層考慮，那末便可知道，只有具備自由思想能力的人，才是真正迫切要求思想自由的人，因為，只有這種人才能發現問題，才有打破成見或推翻權威的要求。貝英(Thomas Paine)因著發現聖經和基督教底「救世計劃」大有問題，於是雖被囚巴黎，仍寫「理性時代」一書 ，攻擊基督教，批評聖經，不稍寬假。五四時代便是有新問題而且反權威的燦爛時代。自由思想是要求思想自由之真正內在的動力，如其不然，一個人或一羣人根本沒有自由思想的能力，一切安於故常，宥於成見，蔽於傳統，攝於權威，他或他們根本不能發現新問題，從何而知道思想自由之重要呢? 所以只有具備自由思想能力的人，才痛切而深刻地感覺到思想自由之重要。具備自由思想能力的人之感到思想自由重要之痛切與深刻之程度，往往不亞於飢渴者之需要飲食之程度。

所以，我們要實現思想自由，必須能夠自由思想。祇有能夠自由思想的人才能實現貨真價實的思 想自由，因而，爭取思想自由的艱難實業，必須具有自由思想能力者自己去完成。

※原載「自由中國」半月刊(台北‧一九四九·十一·二十)—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