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余光中老師
大學雜誌創刊初期(民57年)，我們為余光中和顏元叔兩位老師設了一個專欄，大約每逢單月一、三、五是余光中；雙月二、四、六是顏元叔。今年是2017年，余光中和顏元叔兩位老師都已先後作古。
今天，我們重刊余光中老師，在大學雜誌發表過的三篇舊作：
蓋棺不定論
原載自大學雜誌第三期（民國57年3月）
千秋萬歲名，寂陌身後事。一位作家，生前蹭蹬潦倒，或遭人誤解，或受人冷落，眼看曲士得意，豎子成名，往往只有寄望於歷史的評價。丹麥思想家齊克果生前看盡世人的白眼，且以瘦脛的星象家與戴禮帽的公雞之姿態，出現在哥本哈根報紙的漫畫之中。死前不久，他說:「我死後，人們將同聲讚美我，而讚美的語氣，將使青年誤會我生前會受人尊崇。這，也是真理在現實中蒙受的歪曲之一部份。以卑劣相向的時人，一旦我死了，將一反昨日的議論，而一切陷於混亂。」
一位作家的價值，很難獲得定評，生前如此，身後亦然。生前，他容易招人曲解，致天下之惡皆歸之；身後，他既已成為偶像，人們對他的溢美，也每每鄰於迷信。相反地，也有生前享盡聲譽，死後光芒畢歛或惡名橫加的例子。而無論是低估(underestimate)或者過譽 (overestimate) ，都不是一位作家應得的報酬，也會導致文學史的混亂。一般說來，人們對一位作家的惡評往往發自內心，但對於一位大師的稱揚則往往出於附和，因為無論你如何訴罵莎士比亞，都不能稍減莎翁的權威，相對地，這樣做，只能自絕於風雅。因此，在梁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慶祝會上，社會名流，數以百計。其中究有幾位能欣賞原文的佳妙，又有幾位會經認真讀過中文譯本?如果當場舉行一次臨時考試，恐怕將會證實，大半的來賓僅僅具有看銀幕上的「王子復仇記」的資格吧。王彥章所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是另有用意的。對於附庸風雅之輩而言，一位大作家死後，除了名字之外，還留下了什麼呢? 蓋棺而論不定，於莎士比亞為尤然。莎士比亞死後七年，班江生即寫了一首長詩讚美他，稱他為大師，並說他「不屬於一代，屬於千秋」。又七年之後，年輕的米爾頓寫了一首短詩獻給他，說他的盛名何需金字塔的見證。但三十多年後，進入復辟時期，在法國文學批評，尤其是布瓦羅的影響下，一些平庸的作家，對於不屑遵守古典戲劇格律的莎士比亞，表示不滿，甚至視為「野蠻」 。名日記家皮普斯(Samuel Pepys)對莎翁戲劇的反應，可以代表十七世紀後期的一般態度。他在日記裡這樣記載：「今日同去看了『仲夏夜之夢』，生平看過的戲裡，沒有比這更乏味更可笑的了，我決不要看第二遍。」十八世的英國文壇，對於莎士比亞不能說不修重視，但是一個瀰漫著理性主義的時代，是無法了解浪漫的莎士比亞的。當時的詩壇泰斗頗普，會不自量力，編了一 套莎士比亞全集，結果是謬誤百出，為專家蕭博德所笑。對莎士比亞的崇輝， 始於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在柯立基，蘭姆，哈斯立特，德昆西的批評之中，崇莎熱 (Shakespeare idolatry)臻於高峯，迄二十世紀而不衰。可是在外國，莎士比亞的股票亦時漲時跌。法國浪漫派的大師們，如雨果，繆賽，戴拉克魯瓦，和貝遼士，固然將莎士比亞奉為神明，但是在十八世紀，伏爾泰會經對莎翁大肆攻擊。伏爾泰會經留英三年，回國後屢在作品中介紹莎翁，但等 到法國的文藝界顯示崇莎的傾向且將莎士比亞與法國悲劇大家高乃依相提並論的時候，伏爾泰竟因妬生嗔，識莎翁粗鄙不文，說「莎士比亞是一個野人，只有幾星天才的火花，在可怖的夜裡閃現而已。」 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常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攻擊莎士亞。十九年前，我念廈門大學外文系二年級的時候，有一位患左傾幼稚病的同學，在報上發 表了一篇這樣的文章，指控莎士比亞為貴族階級的御用文人，戲院的股東，女皇的佞伶。憤怒的我，立刻和他展開論戰，為莎翁洗刷莫須有的罪名。事實上，當時我對於莎劇的種種，並無深切了解。
在左傾的浪潮中，我國的古典大師往往成為罪人，被拖出來鞭屍。中年以後的聞一多，生活困苦，情緒緊張，在同情郊寒島瘦之餘，竟厚誣蘇軾作幫閒文人，充個偽才子。陶潛的命運，似乎也飃搖不定。我國詩人郵票四種，有白居易而無陶潛，擁陶派情何以堪?以陶潛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言，在詩宗詞曹之中，難道連四名以內都考不上?白居易固然成就可觀，但他那種憂時愛國的寫實風格，標出杜甫一人已可概括其餘，何必於此風格亮瑜並列，於高士襟懷則獨付關如?自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會自謙說:「古人云:『名 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白居易可以說是詩人之中最為幸運的一位，不但及身而享盛名，眼見自己的大作，題於「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詠於「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即在千載之後，無論海內海外，亦皆香火不絕。在國內，他已經上了最高額的三元郵票。在國外，經亞瑟。魏利等人的再三譯介，Po Chu-i的大名，久已凌駕杜甫，媲美李白。 古人棺木已朽，議論尚猶未定。今人墳土未乾，評價自然更難一致。胡適去世已經六年，倒胡的遺老宿儒迄今仍喋喋不休，咬定白話文斷送了中國的固有文化，而西化思想是中國一切亂源。擁胡人士則趨向另一極端，猶津津樂道他牙牙學語的白話詩和已經落伍的美學思想。在動盪的現代中國，大多數的名作家，恐怕都要暫時懸在棺已蓋而論未定的虛空中，等待塵土落定，歷史來為他們從容畫像。例如周氏兄弟，現在棺已皆蓋，而時論紛紛，是現代文學史典型的問題人物。 現已八旬有三的美國詩人龐德，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人物。但有時，那「 問題」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是美學的。從文學史的觀點看來，後者毋寧是更為嚴重。例如五四人物中，徐志摩的詩，和朱自清的散文，素為新文學的讀 者所稱道，迄今仍有不少人，言新詩必舉「再別康橋」，言散文則必推「背影 」，好像自二十年代迄今的四十年中，我國的新文學貧乏得只留下這麼兩篇小品。事實上，從現代文學的標準看來，徐志摩只能算是一個次要詩人(minor poet)。以浪漫詩人為喻，他的地位大約相當於湯默斯。莫爾(Thomas Moore)或者蘭尼爾(Sidney Lanier)。拿徐志摩來比擬拜倫或雪萊，是外行人語，因為他既無「唐蹟」那樣豐富的巨著，也沒有「西風頌」，「致雲雀」，「雲」那樣精純的力作。至於朱自清的散文，清暢平易而已，這種只求無過不望有功的文體，比起前賢的前後「赤壁賦」一類傑作，直如淡茗之於醇醪。
文學批評，常有影響力(influence)一說。傳統的觀念，以為所謂影響，只是前人施之後人，呈單行(one way)狀態。事實上，後人對前人，今人對古人，也是有影響力的。文學史的透視，往往因為加入了新的因素，而呈現新的全景。某一時期的文學，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原來秩序井然，尊卑有別，成為一個所謂hierarchy，可是到了下一個時期，由於美學思想變了，或者發現了新的史料，前一時期的文學原有的秩序，便必須加以修正了。例如唐人的文學批評，並尊李杜，到了宋人筆下，便尊杜而抑李；更有以老杜，山谷，后山，簡齋為一祖三宗之說。又例如在十九世紀後期，丁尼生幾有獨步詩壇之慨，到了二十世紀，反浪漫運動既興，便有人將白朗寧置於丁尼生之上，等到霍普金斯的詩集出版，丁尼生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壓倒性優勢，更是搖搖欲墜了。
因此蓋棺不定論，可作三解。第一，偉大並無絕對可靠的標準。文學風氣多變，批評思想日新，今日的巨人可能變成明日的侏儒，因為明日的尺寸將異於今日，或因一位新巨人之發現而使舊巨人「矮了半截」。一位名作家，常以另一名作家為「假想敵」，念茲在茲，以為身後與爭千秋之名者，當為斯人無疑。結果可能兩人都假想錯了，從一個不知名的角落裡，忽然閃出一個無聞的角色，把桂冠摘去。拜倫一生妒忌湖畔詩人，嘗謂詩壇非一家禁地，班主寶座，當有史考特，羅吉士，甘寶，莫爾，克拉布相與競逐，不料上述五人皆屬配角，而真正的主角却是他所忽略的雪莱和濟慈。第二，同行相妒，文人相輕。 一位作家常會幻想，百年後，歷史當是我所是，而非我所非。事實上，歷史的演變常由相對甚或相反的力量所促成；在某一時期之內，基督固然取代了凱撒，但從整個歷史著眼，則凱撒仍是凱撒，不容抹煞。當時會是敵人的作家們，在文學史上往往是香火共享，秋色平分的。冤家果然路窄。「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結果仍是王楊盧駱，擠在一座小廟裡。革命黨的米爾頓，和保皇黨的騎士詩人們，不但是文敵，甚至是政敵，而事過境遷，同登十七世紀詩史。伏爾泰與盧梭，一個是古典大師，一個是浪漫鼻祖，生前是死敵，效後同葬偉人祠中，成為近鄰。第三，大衆習於權威，安於攀附。除了少數例外，一位大作家，一個新天才的出現，通常皆有賴一小提先知式的讀者，所謂elite者的發掘與擁護。這種情形，不獨在作家的生前如此，即在身後也往往會持續一段時期。甚至於，在那位作家的偉大性已獲公認之後，真正能欣賞他的，恐怕還只是那一小攝知音。唐朝的李賀，李商隱，宋朝的陳師道，陳與義，英國詩中的鄧約翰、白朗寧'霍普金斯等等，都是這種例子。在所謂「大眾傳播」日趨發達的今天，電視、電影、廣播、報紙、流行的雜誌等等幾乎壟斷了國民的美感生活，成為文藝鑑賞的捐客集團。「報上說那本小說已經在拍電影了!」便是 小市民最現成最有力的引證。把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 ，交給這些文藝買賣的捐客去決定，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現代作家的孤絕感，一部份因此形成。不過，蓋棺雖難定論，得失存乎寸心，文運不絕如縷，一半有賴作家的自知與自信，另一半則有賴那些先知先覺的讀者，至於那些捐客，無論喊的是古董或是時裝，呼聲再響，歷史的耳朵是聽不進去的。
余光中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
給莎士比亞的一封回信
原載自大學雜誌第一期（民國57年1月）
莎士比亞先生：年初拜讀您在斯特拉福投郵的大扎，知悉您有意來中國講學，真是驚喜交加，感奮莫名！可是我的欣悅並沒有維持多久。年來為您講學的事情，奔走於學府與官署之間，舌敝唇焦，一點也不得要領。您的全集，皇皇四十部大著，果真居則充棟，出則汗人，搬來運去，實在費事，但在某些人的眼中，份量並沒有這樣子重，因此屢遭退件，退稿。我真是不好意思寫這封回信。不過您既已囑付了我，我想我還是應該把和各方接治的前後經過，向您一一報告於後：
首先，我要說明，我們這兒的文化官署，雖然也在提倡所謂文藝，事實上心裏是更重視科學的。舉個例，我們這兒的文學教授們，只有在「長期發展科學」的名義下，才能申請到文學研究的津貼；好像雕蟲末技的文學，要沾上科學之光，才算名正言順，理直氣壯。您不是研究太空或電子的科學家，因此這兒對您的申請，坦白地說，並不那樣感到興趣。我們是一個講究學歷和資格的民族：在科學的時代，講究的是進士，在科學的時代，講究的是博士。所以當那些審查委員們在「學歷」一欄下，發現您只有中學程度，在「通曉語文」一欄中，只見您「拉丁文稍解，希臘文不通」的時候，他們就面有難色了。也真是的，您的學歷表也未免太寒傖了一點；要是您當日也會去牛津或者劍橋什麼的註上 一冊，情形就不同了。當時我還為您一再辯護，說您雖然沒上過大學，全世界還沒有一家大學敢說不開您一課。那些審查委員聽了我的話，毫不動容，連眉毛也不抬一根，只說:「那不相干。我們只照規章辦事。既然繳不出文憑，就免談了。」 後來我靈機一動，想到您的作品,就把您的四十部大著，一股腦兒繳了上去。隔了好久,又給一 股腦兒退了回來，理由是「不獲通過」。我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去，發現那些審查委員還沒散會，便親自趕去那官署向他們請教。
「尊友莎君的呈件不合規定，」一個老頭子答道。
「哦ー為什麼呢?」
「他沒有著作。」
「莎士比亞沒有著作?」我幾乎跳了起來。「 他的詩和劇本不算著作嗎?」
「詩，劇本，散文，小說，都不合規定。我們要的是『學術著作』。」(他把『學術』兩字特別加強，但因為他的鄉音很重，聽起來在像說『瞎說猪炸) 「睛說豬炸?什麼是—」 「正正經經的論文。譬如說，名著的批評，研究，考證等等，才算是睛說豬炸。」 「您老人家能舉個例嗎?」我異常謙恭地說。 他也不同答我只管去卷宗堆裹搜寻好一鲁 才從一個卷宗裏抽出一疊表格來。「哪，像這些。漢姆萊特的心理分析，論漢姆萊特的悲劇精神，從佛洛伊德的觀點論漢姆萊特和他母親的關係，漢姆萊特著作年月考，Thou和You在漢姆萊特中的用法，漢姆萊特使無其人說......」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假如莎士比亞寫一篇十萬字的論文，叫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考慮了，」他說。 「可是，說了半天，漢姆萊特就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既。與其讓莎士比亞去論漢姆萊特的雞眼，為 什麼不能讓他乾脆繳上漢姆萊特原書呢?」 「那怎麼行?漢姆萊特是一本無根無據的創作 ，作不得數的。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就有根據了，根據的就是漢姆萊特。有根據，有來歷，才是瞎說猪炸。顯然，您要來我們這兒講學的事情，無論是在學歷上和著作上，都不能通過的。在「會獲何種榮譽」一欄裏，我也沒有辦法為您填上什麼。您那個時候還沒有諾貝爾，普利澤，巴林根等等獎金，也不時興頒贈什麼榮譽博士學位。您的外文起碼得很 ，根本不可能去國外講學，或者出席國際筆會之類的大場面。桂冠呢，您那時候倒是有的，可惜您無緣一戴。
對了，說到獎金，我也會為您申請過的，不過，您千萬不要見怪，我在這方面的企圖也不成功。有一個獎金委員會的理由是：「主題暖昧，意識模糊」。另一個委員會的評語是：「主題不修積極性，沒有表現人性的光明面」。還有一個評審會的意見，也大同小異，不外是說您的作品「缺乏時代意識，沒有現實感，又太浪漫，不合古典的三一律」 等等。我想，他們的批評，在他們自己看來，也是誠懇的。例如，有一位文學批評的權威，就指責您不該在李耳王中讓那些不孝的女兒反叛父親，又說漢姆萊特王子不修積極和堅決，同時劇終忠奸雙方玉石俱毀，也顯得用意含混，不足為訓。還有人說，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殉情未免過份誇張愛情，對青少年們恐怕會產生不良的影響。至於那卷十四行集，也有人說它太消極，而且有濃厚的個人主義的色彩云云。
至於大作在此間報紙副刊或雜誌上發表，機會恐怕也不太多。我們的編輯先生所歡迎的，還是以武俠，黑幕，或者女作家們每一張稿紙酒一瓶香水的「長篇哀艷排側奇情悲劇小說」為主。我想，您來這兒講學的事，十有九成是吹了。沒有把您的囑付辦妥，我感到非常的抱歉。不過我相信您不會把這些放在心上的。您所要爭取的，是千古，不是目前，是全人類的崇敬，不是幾夥外行的喋喋不休，對嗎?涼風起自天末，還望您善自珍重。後會有期，說不定我會去西敏寺拜望您的。順頌
健康
余光中敬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
余光中最後的朗讀：一首《民歌》獻給中華民族 原載自央視新聞
這是他在這個世界留下的最後一段電視影像。
昨天，2017年12月14日，詩人、散文家、翻譯家余光中先生在台灣辭世，享年90歲。
2017年5月2日，央視《朗讀者》欄目在余光中先生家中錄制他的朗讀 (???? 視頻來源：央視《朗讀者》欄目)。
他自己選擇朗讀《民歌》， “象征中華民族一代傳一代不朽的精神。”
余老先生顫巍著寫下“謹以《民歌》一詩獻給中華民族：我的同胞”。
主持人董卿回憶說，
“余老先生曾經說過自己像蒲公英，
而此刻他隨風而逝，終於回家。”
《民歌》
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從青海到黃海
風 也聽見
沙 也聽見
如果黃河凍成了冰河
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從高原到平原
魚 也聽見
龍 也聽見
如果長江凍成了冰河
還有我 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
從早潮到晚潮
醒 也聽見
夢 也聽見
有一天我的血也結冰
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從A型到O型
哭 也聽見
笑 也聽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