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束一連十二天的東南亞巡訪後，教宗方濟各在九月十四日被問及對美國大選的看法。教宗沒有正面回應支持賀錦麗或是特朗普，卻呼籲教徒依良知選擇「較小的惡」(lesser evil)。教宗稱：「你們必須選擇較小的惡。誰是較小的惡？是那位女士，還是那位先生？我不知道。每個人都應該依照良心思考並這樣做。」他解釋稱，賀錦麗和特朗普所提倡的政綱中都包含了「反生命」（against life）的惡，賀錦麗支持墮胎，特朗普則要驅逐移民。教宗的言論點出了很多美國選民面對的兩難局面：在兩黨制(two-party system)之下，所有政綱都是捆綁式一籃子的，在票投一方時，選民往往同時需要支持與自己理念相左的政策。

美國今天的兩黨制可上溯至美國內戰時期，在一八六零年的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當選，導致南方奴隸制州份脫離聯邦，引發了美國內戰。內戰結束後，共和黨在重建時期（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七年）主導聯邦政府，推動了廢除奴隸制和保障非洲裔美國人權利的立法。十九世紀後期，共和黨和民主黨在經濟政策、關稅和貨幣體系等問題上展開激烈競爭。共和黨通常代表北方的工商業利益，支持高關稅和金本位制；民主黨則代表南方的農業利益，主張自由貿易和銀本位制，這種競爭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初。進入二十世紀，進步主義運動興起，兩黨內部都出現了致力於社會改革的進步派。然而，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導致政治版圖再次轉變。一九三二年，民主黨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當選總統，推行「新政」，以應對經濟危機，這使民主黨成為主要的執政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黨在外交政策、經濟發展和社會議題上逐漸分化。民主黨傾向於支持政府在社會福利、民權和經濟調控方面的積極角色；共和黨則強調自由市場、反共主義和傳統價值觀。一九六零年代的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進一步加深了兩黨的分歧，民主黨支持民權立法和社會改革，而共和黨逐漸吸引了對這些變化感到不安的南方保守派選民。自此以來，兩黨在種族平等、外交政策、經濟策略和社會議題上持續對立。一九八零年代，列根政權標誌著保守主義的興起，加強了共和黨的影響力。二十一世紀以來，兩黨在醫療保健、移民政策、氣候變化和經濟不平等等問題上分歧加劇，政治兩極化日益明顯。儘管第三黨偶爾在選舉中產生影響，例如一九九二年代表美國改革黨(Reform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羅斯．佩羅(Henry Ross Perot)便曾獲得差不多兩成選票，但美國的政治體系仍然以民主黨和共和黨為核心。

兩黨制的優點在於它能促進政府的穩定性，在兩黨制下，一個政黨有可能在國會中獲得多數席位，從而有效地執政並推行政策。而多黨制國家很多時需要多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聯盟內部往往各懷異心，政策較難落實。其次，有學者認為兩黨制能緩和政治鬥爭的敵意。為了爭取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政黨必須制定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綱領、調和不同群體的利益衝突，避免過度迎合極端派別的要求。這使得政黨更具包容性，能夠代表更廣泛的民意。

兩黨制削弱政治多元性

然而，美國現今兩黨制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便是「政綱捆綁」現象。在兩黨制下，兩大政黨各自制定一套完整的政策主張，選民只能在這兩套「全盤套餐」中選擇其一。這導致選民無法根據個人價值觀對單一議題進行獨立抉擇，而是被迫接受一個包含多項政策的「捆綁式」政綱。例如，一名反對墮胎的選民可能同時反對死刑，但在兩黨的政綱中，他必須在支持反墮胎的共和黨和反對死刑的民主黨之間做出選擇，無法同時滿足兩個訴求。這種「政綱捆綁」使得選民難以找到完全契合自身立場的候選人，只能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投票。選民被迫接受某些自己反對的政策，僅僅因為他們更認同該黨的其他主張。這不僅限制了政治選擇的多元性，也削弱了民主的意義。結果，正如教宗所指出的兩難困境，選民往往只能在「較小的惡」中被迫做出選擇，無法真正表達個人立場和價值觀。

軍政商複合體把持政壇

但兩黨制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兩黨背後都是由同一個軍、政、商複合體把持。在華盛頓惡名昭彰的遊說制度下，處於權力和財富金字塔頂端的階層都是「兩邊下注」，對兩邊候選人投入大把政治獻金，以確保其政治影響力得以維持；而兩黨制正令這種政治獻金遊戲變得更簡單直接，因為遊說者不必向多方投誠。換句話說，美國的普遍選民不僅是受到「政綱捆綁」而「勉強選擇」，更是「沒有選擇」，因為兩黨的候選人都代表著同一個利益集團。美國選民手上的選票，很大程度上只是給予選民一個錯覺——擁有選擇權的錯覺。難怪，美國人之間流傳著一句名言：「如果投票能帶來改變，他們就不會讓我們投票了。」("If voting made any difference they wouldn't let us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