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19/4/28
編者按：本文原刊於《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8（下）》，在此刊發，以饗讀者。
二、中美“貿易戰”的動因
民粹主義、逆全球化浪潮以及兩國內政外交的新變化共同構成了中美“貿易戰”爆發的背景，中美力量對比變化以及經濟發展模式競爭構成雙方經貿摩擦的根源。由此，美國對華戰略認知出現根本性轉變，經濟接觸走向終結，經濟防範乃至經濟遏制舉措不斷出臺。
首先，民粹主義、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中美兩國內政外交的新變化為兩國“貿易戰”提供時代背景。近些年來，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在國際社會中興起蔓延，強調“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美國乃至全球面臨的經濟和社會深層次困境，包括國內貧富分化加劇、製造業就業崗位流失、中產階級萎縮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推動金融資本在全球範圍內擴張獲得巨額利潤，美國實體經濟萎縮，經濟金融化、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嚴重。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失敗，並催生了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將增加國內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作為“使美國再次強大”的首要關切及其對外貿易政策的核心目標。從內容上看，特朗普政府沿襲了奧巴馬政府就已實施的“再工業化”戰略，增加對高端製造業的投入，實行大規模減稅法案、吸引海外資本回流美國，重振國內製造業，以引領新一輪工業革命和增加就業，對外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內向型經濟政策突出為中下層民眾服務的特點，並且以其極端性吸引了廣大選民的支持。例如，為吸引海外資本回流美國，特朗普提出對不按照要求匯回資金的企業實施懲罰性措施，對外貿易方面更是直接揮舞“關稅”大棒、敲打交易夥伴以及重談自貿協定維護美國工人利益。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來源國，特朗普政府將此歸咎於中國政府實施“不公平”貿易行為，再加上特朗普經濟團隊大多為對華強硬派人士，在“競選邏輯”的推動下，中國成為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的頭號目標。
從中國方面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堅定改革開放步伐，不僅在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完善營商環境方面穩步向前，還憑藉堅實的經濟實力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繁榮提供源源不竭的強勁動力，並且在G20等國際多邊舞臺上為全球治理積極貢獻中國方案，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為交易夥伴國、區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創造機遇，以“建制”和“改制”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外交非常活躍。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接下來發展的道路目標，提出要“奮力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美兩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為雙邊關係的根本性改變埋下伏筆。
其次，中美經濟力量對比不斷發生變化是美國加速防範乃至遏制中國的根本原因。近些年來，中美經濟實力對比發生顯著變化。從經濟規模上看，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占全球的經濟份額不斷擴大，與美國的GDP規模差距不斷縮窄。有學者認為，歷史經驗表明，新興大國經濟規模接近或達到美國經濟總量三分之二，通常被視為美國將打擊新興大國的臨界點。從技術競爭上看，中國對高新技術及高端製造業的投入日益增加，在多個領域追趕勢頭強勁。由於中國“人口紅利”消弭、要素成本上升，中國製造業致力於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並以此推動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品質發輾轉型。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積極完善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出臺一系列政策舉措鼓勵技術研發與產業升級，從而引發美國關注和警惕。美國認為這將在國際市場上對美國生產的高新技術產品和服務帶來競爭壓力，甚至威脅到美國科技優勢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因此需要採取措施抑制中國產業升級、贏得先進科技競爭。連同“301”調查、徵稅清單、投資與出口管制法案在內的一系列對華“貿易戰”措施都凸顯了中美科技競爭的激烈性。
因此，此輪中美經貿摩擦某種程度上與20世紀日本經濟崛起和美日貿易摩擦的情形較為類似，本質上都根源於後發國家經濟崛起過程中對先發國形成的競爭壓力。
最後，中美兩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趨異構成美國對華“貿易戰”另一個深層次動因。近些年來，美國對中美經貿問題的關切發生顯著變化，逐漸從過去對個別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逐步向多產業擴散，從單一領域擴展到與貿易有關的技術標準、環境保護、勞工標準等方面，最為突出的則是開始向中國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結構性調整施壓，試圖將中國國內經濟政策納入貿易談判領域，使中國做出根本性改變。特朗普政府的關切涉及貿易赤字、產業政策、智慧財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強制技術轉讓等議題，核心是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導致了“不公平競爭”問題。美國政府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並給中國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籤，這和20世紀80年代美國給日本貼上“國家主導型”經濟並要求日本改變經濟體制有著相似之處，只不過，目前中美經濟體制差異要高於當年美日經濟體制，從而加劇了矛盾的激化。
此外，從國際上看，“一帶一路”倡議也引起美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關注，美國認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實施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偏離了包括透明性、債務可持續性、與社會和環境責任準則的一致性在內的商業標準，可能加劇一些國家的腐敗問題、降低國家治理品質。為此，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戰略構想”，計畫向印太地區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1.13億美元，並以其高品質、透明性和債務的可持續來抗衡“中國模式”，同時試圖通過重塑美國在該區域的經濟和安全架構，制衡中國日益上漲的經濟及地緣政治影響力。
總之，中國加入WTO以來在市場化道路上的改革進展以及中國發展模式的擴散無法令美國滿意，此輪中美經貿摩擦已遠遠突破貿易本身，美國已經將中國國內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正式提到談判議程中。
以上種種引發了美國國內對中美關係認知發生根本性轉變，並在兩黨之間、政商學民之間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識。2018年，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發生了40年來的最大轉型，經濟接觸宣告終結，新的經濟競爭戰略正在快速成型之中。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已經將中國看作是挑戰以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競爭型大國，和潛在的地緣政治對手，並通過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動TPP談判重掌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等措施，從規則上制衡中國崛起。當前，特朗普政府內部逐漸形成一種新共識，美國精英階層及戰略界均認為自尼克森政府以來美國對中國實施的“接觸加遏制”政策失敗，加強中美經貿、外交、文化等關係並未改變中國的發展路徑及外交行為，中國也並未如美國所願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國際經濟體系中。在經貿領域，美國認為中國逐漸偏離了市場經濟路線，在“國家資本主義”驅動下，外國企業難以獲得“公平競技場”。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等報告中正式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對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2018亞太經合組織首席執行長峰會上的講話更是從經貿爭端、台海安全乃至價值觀等方面全方位釋放對華敵意。在國內民粹主義情緒上漲及“建制派”精英對華疑慮加重之際，特朗普政府愈發將中美關係看作是零和博弈，從打響“貿易戰”開始全方位“圍堵”中國，為中美關係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因此，中美“貿易戰”的爆發並不能簡單歸因於特朗普總統的勝選或其個人意願，而應被看作中美兩個世界大國在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新變局中不得不經歷的碰撞與博弈。
(待續)
相關閱讀：
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張玉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